宋代官营商业的败落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熙宁三年(1070年)设立商官机构叫市易务，这是一个既经营商业又具有行政管理权力的机构。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市易务在市场管理方面的权责是：“约束各行业利润收入的厚薄，收取各行或单个商贩的免行钱用来养活官吏，减免商人们供应官府的实物。皇宫里所需要的东西，都由它下交杂卖场、杂买务来购买。设立市易司估定物价的高或低。凡宫内或朝外官司部门购买民间所产的商品的价格，全由市易司规定或裁决。”

市易务在京师开封设立以后，又推行于杭州，默州，长安，成都等处。市易务有很多弊病。因为市易务是封建官营商业机构，它依靠官府的特权来管理商业和商人，那时的商人叫行人，商人的组织叫行会，商人入行要交免行钱(即杂税)，而且还要提供金银抵当和五人以上的联保。行会实际上是官府的御用工具。市易务在批发环节上实行赊销，这就必然产生债权与债务人的关系，作为行人的债户一方要向作为债主的市易务一方付息，而且还要提供物质抵押。可见，市易务的经营方式过于烦琐，埋怨和诽谤的人处处都有。此外，市场有利可图的商品，市易务强行收购，到了缺货时高价出售，以赚取高额利润，打击平民和商人。担任参知政事的官僚冯京说：“从前因为官府统购市上的东西太苛刻，以致民茶农王小波叛乱，如今又办市易务，这件事值得研究。”三司使曾布对皇帝说：“市易机构所干的坏事，其严酷可怕简直象唐朝的征间架税和收除陌钱似的。”间架税，即房屋税;除陌钱类似现在的商业税;两者都是唐朝的杂税。收税时吏胥查看苛扰，民愤很大。后来泾原士兵在长安哗变，以废除这些苛杂税为号召。

市易务的设置和推行，带来一连串的弊端，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且震动朝廷的皇帝，宋神宗说：“朝廷设市易机构，原本是想实行平准的制度来便利平民，现在恰恰相反，竟使中下户等的百姓损失产业到了这种地步，应当修补市易的法规了。”

市易务设置以后，曾一度停罢，以后时置时废，兴废无常。但是官商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它的恶果越来越严重，正如公元1239年(嘉熙三年)的大臣上疏中所说：“如今官司按官价买东西，而行铺商人则按时价计算，卖给官家东西，十分得不到二三分。又加上迁延岁月而不讨钱，经营的小吏们又不按法制办事，积日一久，就都变成了税外横取的份额，致使商人们有的搬家以躲避官府的骚扰，有的改业以逃脱官吏的迫害。甚至象蔬菜鱼肉，日用所需的杂品，贩夫贩妇所经营的赖以谋生的针头线脑，斗升粮食，也都按官价强行敛取。小商小贩终日忙碌，而本钱都被剥夺一空。商旅不再通行，衣食断绝来路。盼望朝廷特降英明的旨意，要求各路州县官司，凡买东西，都按时价交易，不许任意用官价强买，违者按贪脏论罪，朝廷同意了这些意见。

宋代的市易务，实际上是封建政府的“国营公司”，是政府直接插手经营的一种组织形式，从它的经营管理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看，弊多利少，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很不利。它的教训告诫人们：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决策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