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的倾斜

当代中国普通和专业音乐教育模式发端于本世纪初。“学堂乐歌”运动的展开不仅为我国确立了反封建的音乐格调，也为我们建立和培育了最初的音乐教材和教师。一大批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青年，东渡扶桑，将西方音乐的火种引进我们在封建桎梏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祖国大地，这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和音乐教育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遗憾的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思维模式，给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投下了轻视民族音乐的阴影。这批音乐家中的不少人认为，只有西洋音乐才能唤醒国民自由、民主和反封建的意识。这种思想甚至使象沈心工那样深谙民族音乐文化的音乐家也把自己家传的珍贵古琴卖掉。

中国现代的音乐教育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起步的。中国第一所音乐院上海国立音乐院的课程设置几乎完全接受了西洋音乐专业的制度和方法。在这里成长起来的中国最初的现代音乐人才，接受的是比较系统的西洋音乐技法和理论的启迪，虽然他们还被要求学习一两件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但学校音乐教育的天平已经倾向西方。如果说1919年成立的北大音乐研究会尚有古琴、昆曲和丝竹的存在，那么三、四十年代全盘西化的潮流则进一步占了上风。连肖友梅先生都在文章中写道：“本来不能叫他做西洋音乐，因为将来中国音乐进步的时候还是和这音乐一般，因为音乐没有什么国界的”。

应当承认，西方音乐在近三、四百年以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建立了完善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和教育模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但是全盘引进西方的理论体系和教育模式、用西方音乐的价值观念衡量和判断中国音乐，仍就是偏颇甚至是荒唐的。中国传统音乐及其理论博大精深，其中许多音乐现象用西洋音乐理论是绝难解释的，这已为曾侯乙编钟等考古发现和民间遗存所多次证明。

我们看到，轻视民族音乐教育的思想已经或仍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有些现象足令我们三思并引起警觉。我们的中小学音乐教材中，民歌的比重很小，广大的青年学生对土生土长的民歌越发陌生，他们更熟悉电声和爵士鼓助威下的《信天游》，他们不知道中国音乐细微的节奏音韵变化往往就丧失在这种喧噪之中;高等音乐院校的音乐理论课，至今仍多以西洋音乐传统的“四大件”为主，学生们往往并不清楚，这些理论不过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音乐实践的概括和总结;现代学校的音乐教育把传统的“口传心授”批驳得体无完肤，但以定谱的、有经过系统整理的教材为主的教学方式，又很难把传统音乐的本来面貌，完全展现在后人面前：学习二胡的学生，可以运指如飞地演奏《吉普赛人之歌》，可当他演奏《二泉映月》的时候，再也找不到阿炳当年的苍凉和悲壮……

当然，重视民族音乐教育，并不意味着食古不化、沉迷老调，更不意味着拒绝学习其它民族优秀的音乐文化，只是，我们不能用“以洋代中”来取代“洋为中用”，以照搬来代替借鉴和吸收。正确而健全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应该是容纳百川、自成一路，以自己光辉灿烂的音乐积淀和独树一帜的教学体系，屹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