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

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共有三个封建国家：高句丽，简称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之间关系复杂。642年高丽发生政变，国王被杀，大权掌握在盖苏文手里，他对唐朝采取强硬政策。唐太宗以此为借口东征高丽、曾参加过隋炀帝东征高丽的隋朝老臣郑奏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高丽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李世民没有认真考虑这一来自实践的经验之谈，他认为打高丽一定成功，理由是：以大击小;以顺讨逆;以治乘乱;以逸待劳;以悦当怨。实际上唐军劳师万里，何谈以逸待劳，在战争史上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例屡见不鲜，他的五点理由大多是颠倒是非，主观臆度，胜败如何，也就不难预测了。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派人率军共十一万人，水陆两路分进合击高丽。开始唐军略获小胜，最后久攻安市城(辽宁辽阳市西南)，李世民亲到城下指挥作战。盖苏文从各地调十五万大军救援安市城，倾全国之力以拒唐军，唐军久攻不下，李世民曾想转攻兵弱粮少的建安(辽宁营口东南)，获胜后安市城就不难攻下，李绩怕敌方阻断唐军运粮的道路，李世民就轻率地放弃了自己的意见。高丽降将建议攻打乌骨城(辽宁丹东市西北)，该城守将年事已高，有必克的把握，攻下之后，其他小城必然望风奔溃，唐军可得物资和粮食的补充，直取平壤，定可大获全胜。但是，长孙无忌认为皇帝亲征，不可乘危侥幸，他把破安市城，继取建安，然后再长驱直下，称之为“万全之策”。这时已到秋天，军粮将尽，辽东冬季早来，不得不下令班师，归途中遇上暴风雪，士卒冻死者甚多，这场战争以失败而结束。但是，唐太宗本人并不承认失败，回到长安之后，他继续下令征发江南、剑南(四川成都一带)民工造船，以备再度侵入高丽，这就增加了当地人民的负担，以至老百姓被迫变卖田宅、子女，地方官还扩大征发范围，终于激发了雅、邛、眉(四川雅安、大邑、眉同一带。)三州僚人(当时散居四川及岭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的反抗。唐太宗还没有来得及再度入侵高丽，他就在僚人的反抗声中死去了。

唐太宗所以要发动这次不义之战，这是因为他好大喜功，把开边拓土当作个人的功业;他认为太子李治懦弱无能，想在他当政时期，彻底解决边疆问题，总之是完全出于一己的私利。在指挥作战上，他背上了皇帝的包袱，战术趋于保守，早年那种乘危猛进，大敌当前镇定自若的风采，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人不管他有多高的职位，一旦趋于保守，当局者迷，就无法采纳正确的意见。正确的决策来自对客观形势的正确估计，适得其反必然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