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枉杀无辜之臣

朱元璋枉杀无辜之臣

明太祖朱元璋本来出身寒微,但他做了皇帝以后,暴虐无常,充分暴露出封建统治者的本质特征。当初跟随他打天下的功臣,在他的手下,多数未得善终;后来有些文武重臣也无辜遭到他的杀害,命运可谓凄惨。

李仕鲁是个读书人。朱元璋第一次见到他时,高兴地说:“我早就派人去访求你了,你怎么直到现在才来呀?”他让李仕鲁任贵州同知和大理寺卿,李在任上颇有政绩。后来朱元璋愈加迷信佛道,致使僧尼道士,“其徒横甚,谗毁大臣”,满朝文武敢怒而不敢言。惟李仕鲁和给事中陈汶辉多次谏劝,得罪了朱元璋。一次,李仕鲁对朱元璋说:“你既已沉溺于佛教,是不可能再听我们谏劝的。我现在把笏还给你,请你放我回去当老百姓吧!”朱元璋听后,二话没说,竟命令武士当场把李仕鲁活活打死。陈汶辉吓得投了金水河。

朱元璋杀王朴更是毫无道理。王朴原任吏科给事中,后来做了御史。御史这个官本来就是为纠察朝臣、谏劝皇帝而设立的。但有一天,因为他“遇事争之强”,向皇帝直谏,引起朱元璋的恼怒,命人将他拉出去杀头。王朴已被绑赴刑场,朱元璋又把他叫回来说:“你看怎么样?改过了吧!”王朴说:“我这个御史是你任命的,你怎能这样地摧残侮辱我?如果无罪,为什么要杀我?如果有罪,就不应该让我再活着。”朱元璋听后又火了,吩咐立即行刑。押送刑场的路上,王朴经过史馆时,向翰林学士呼唤:“请记住,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枉杀了无罪的御史王朴!”王朴就是这样被杀死了。因做御史而得罪朱元璋的还有一位叫严德珉的。他仅仅因为“以疾求归”,便被朱元璋黥面,而后被戍边,直到后来大赦才放还回乡。

另有臣下郑士利因“空印案”一事,向朱元璋土奏:“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他认为以“空印”为大罪不妥,且又因此诛杀大批良臣,未免有些过分了,谏议皇帝审慎从事。这本来是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是非常坦诚的。但朱元璋见到他的奏疏,竟勃然大怒,把他交丞相御史审讯,还要追究他的“后台”。郑士利笑道:“朝廷只看我的意见是有用还是无用好了。象我上的这种奏疏,连自己也知道必死无疑,旁人哪里还敢给我出谋划策?我哪里还会有什么后台?”结果郑士利被流放,“空印案”牵涉到的许多人仍未能逃脱一死。在朱元璋当朝的洪武年间,文武官员中,象这样无辜被治罪乃至冤死的,的确是不少的。无怪有个洪武间免于死的左佥都御史后来说:“那个时候国法实在厉害得很,作官的没几个能保住脑袋的。”可见朱元璋的酷法严刑和臣下的畏惧心理。

客观地说,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初期,以暴力手段打击了一批独揽大权、恣行不法的新权贵,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但他无故诛戮旧臣和敢于直谏的文臣武将,则充分反映了其性格残暴的一面,政治道义上暴露出专制暴君的狭隘虚弱性。由于他的残暴专制,到了后来,朱元璋则成了“孤家寡人”,言路日趋堵塞,进而也造成他政治上的失误。经国治世之道,除了需要“铁的手腕”,也需要温、良、恭、俭、让,更需要宽宏大量,让人讲话,这虽是对封建统治者而言,如今看来也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