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人小说的局限
品评人物的风气，汉代末年就有了。文士们的“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更加以标榜语言为时尚，只是谈吐已流于清虚，举止则故为疏放。这种清谈的风尚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出现了裴启的《语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及后来模仿《世说新语》的一大批志人记言的小说。
《世说新语》所记的都是上层人物(主要是士大夫)的言行，起于汉代，止于东晋。虽然记载得很简略，但常有传神之笔，生动地描绘出人物性格的某一侧面或某种情感，具有小说的初步特征。
如《言语》篇中记载，桓温北征，经过金城时，看见他从前在琅邪时种的柳树都已经长到十围粗了，不禁慨叹道：“树已经长得这么粗了，何况人呢?”手执枝条，眼泪潸然而下。桓温是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但通过这样的描写生动地揭示出他思想性格的另一面：对时光流逝、人生短促的深深感慨。由此可见，《世说新语》的作者已能够运用简练的言行来表达人物复杂的感情。但这部作品内容也不过就是士大夫们傅粉燕香，挥塵清谈、饮酒服食。魏晋之时军阀混战，东晋更是偏安一隅，值此乱世，作者津津乐道于文人雅士的旷达风度、玄谈清议，虽是人们为了避祸而竞相以清谈为时尚的结果，但也造成了作品内容上的局限性。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魏晋时期是小说的形成阶段。《世说新语》这类志人小说比志怪小说无疑是进了一大步。不管是记述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然只是一些片断，却脱离了志怪小说的牢笼，把小说视角由虚无飘渺的鬼魅世界拉到了现实世界。志人小说的悲剧在于虽然脱离了志怪的牢笼，却又落入了专写逸事的狭小天地。
当我国古代小说从鬼神迷信、虚无飘眇的幻境中回到现实生活时，也就是从神话、志怪发展到志人记言的阶段时，这种最贴近生活，最能反映现实的文体却被带入了蜗牛庐，不能植根现实生活，吸收营养，而只记些士大夫们的奇言怪行。本来晚起的中国小说在幼年时代便又遇到了营养不良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