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会的欠缺

“在次殖民地的中国，一切都浴在急风狂雨中，许许多多的诗歌材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么的沉寂，一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中国诗歌会缘起》)。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样宣告着产生了。它在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下，努力承担起改变诗坛沉寂的重任，自觉地表达时代阶级斗争的“急风狂雨”，加强了诗歌与时代、诗歌与人民的联系。其中的代表人物蒲风、穆木天、杨骚等努力用自己的健笔“促住现实”，“歌唱新世纪的意识。”他们提出“国防诗歌”的口号，创作大量的革命现实主义诗歌，为推动当时的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这些诗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弱点，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引以为戒的教训。

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急于适应“伟大的时代”，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急风暴风”中创作了大量的时代战歌，打破了沉寂的诗坛，然而由于简单地把诗歌的作用归结为直接的宣传与鼓动，忽视了诗歌本身的艺术性。如“靠拢，靠拢，紧紧地靠拢，朋友们!不做地主的臣仆，要做世上的主人。/天皇皇，地皇皇，要做人类的忠臣。”如果不分行排列，几乎便是激情高昂的宣传口号。象这样的急就之章在当时的创作中是很多的。

同时，这一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诗人的作品中，出现了抒情因素减弱，叙事因素增强的趋势，似乎不如此，便难以表现人民斗争丰富而壮阔的生活内容。在很少的抒情诗行中，我们能看到的也大都是采用直抒胸臆的方式：“哦，哦哦，热血的中华男女健儿!来吧，我们不能没有坚强的勇气……”把抒情变为呐喊，成为这一时期抒情诗的典型模式。并且，由于过分强调反映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从正面去把握这血淋淋的现实”，完全否定其他题材的作法，导致了诗歌内容的单一化、模式化。这时的诗人们把自我与时代、自我与人民的关系简单地对立起来，否定诗人个人的主观世界，摒弃艺术中的自我，因而缺乏鲜明的艺术个性，不能从诗人独特的感受去反映时代风云，许多作品成了简单的传声筒，艺术上粗糙低劣。而由蒲风提倡的“诗歌的斯塔哈诺夫运动”，片面强调诗歌的数量，更是产生了大批粗制滥造的作品。

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诗歌会为促进诗与大众的结合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但它留下的遗憾和教训也是应该深思并认真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