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的十年沉默

1966—1976年，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走入了它的“萧条期”和“灾难期”，作为文学主流的小说更是遭到了极大挫折。1966年至1971年，由于所谓的砸烂“文艺黑线”，没有一部小说问世;1971年以后，这种文化专制政策遭到强烈反对，加上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小说创作开始恢复，但大多数作品粗制滥造，艺术水平低下，内容虚假。

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少的好作品很少，并且多数在文革前就已初步完成，根底较好，如克非的《春潮急》、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等，在读者中产生过较广泛的影响。其余的长篇小说大致可分三类，思想内容和创作方法不同程度地受了“四人帮”反动思潮的影响。

一类是“四人帮”的帮派文学，《虹南作战史》开此先河。这是1971年后出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五十年代合作化运动。之后，南哨的《牛田洋》、胡尹强的《前夕》、卢群的《我们这一代》等小说纷纷问世。这类作品图解“四人帮”的反动思想，鼓吹极左路线，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错误，艺术上极其低劣。

另一类作品虽然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也有着“四人帮”反动思潮的烙印，严重损害了作品的现实性，如谌容的《万年青》、浩然的《金光大道》等。这类作品中人物形象概念化、片面化，正面人物被塑造成“高大全”式的“神”的形象，丧失了作为人的真实性，成为宣传教化的工具。

剩下的一类作品占这时期小说的大多数。作者都是文革期间上马的“新手”，没有生活积累，也没有文学修养。他们全盘接受了四人帮的创作谬论和创作模式，塑造了一大批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倾向严重的工人、农民、赤脚医生等的“先进形象”，无艺术价值可言。

短篇小说的创作同样不景气。1971年恢复创作初期的作品都是语录的图解。后来虽然有所提高，但仍存在着严重的“假大空”现象。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孙健忠的《山鹰展翅》、侯建冰的《路标》等作品虽然存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已属难得。

文革十年造成的不仅仅是小说而且是整个文学创作的荒芜和历史大倒退。我国当代小说的创作在这十年跌进了低谷，走入了歧途，这是我国当代小说发展史上永远充满着教训和遗憾的沉重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