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爱因斯坦的两件憾事

爱因斯坦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始终关心中国的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国学者和青年对爱因斯坦也深怀敬意，无论是在柏林或是在普林斯顿，或在上海等地，爱因斯坦与中国学者都是亲切相会，谈论科学、社会和人生。中国学者许崇清早在1917年9月发表文章，向中国学者介绍和叙述了狭义相对论。从那时起到1923年上半年，在我国刊物上登载有关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文章不下百篇，出版有关书籍15种左右。1921年春，当时的教育总长兼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到柏林考察教育时，亲自到爱因斯坦家中，邀请他来华讲学。如此种种说明中国人民对爱因斯坦有深厚的尊敬和钦佩。但是，在对待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方面，有2件事情确是令人遗憾和应该反思。

这两件事：一是应该邀请爱因斯坦来我国讲学，进而促使中国人学习和宣传爱因斯坦的学术观点和优秀品质，可惜的是此事未能做到;二是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反倒做到了，那就是批判和声讨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如果说前者的遗憾和失误是客观原因所致，而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后者的教训和损失，则是主观、人为所造成的。

本来爱因斯坦已经接受中国的邀请，决定1923年初来华讲学。但是，因为当时通讯手段不便，使爱因斯坦未能按时收到中国的正式邀请信函，而改变了自己的计划安排。这使我们失去了一次直接学习相对论的机会。

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重新掀起了一次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高潮。在四人邦的插手下，首先在北京提出，在上海发难。继而，其他地区卷入。借“批爱因斯坦以震动一下科学界”。开大会，写文章，出《相对论批判》文集，连篇累牍，一浪高于一浪。称“爱因斯坦的核心问题是相对主义”、“唯心主义”“爱因斯坦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权威，政治上是反动的，哲学上是荒廖的，科学上是错误的”。甚至说爱因斯坦“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论的典型。”更甚者说：“要不要批判爱因斯和他的相对论，一直是这个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老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如何对待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是同思想和政治路线上斗争联系极为密切”的重大问题。因此，要坚持“群众性革命大批判的正确方向，继续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对相对论体系进行认真的批判和改造”，“先肯定他的历史功绩，然后痛骂一顿，最后打倒”。……不必多叙，一看便明，这是在进行学术讨论吗?这与当年魏兰德的“反相对论公司”的无耻伎俩罪恶用心有何区别?这种简单化、打棍子、扣帽子，用阶级斗争、哲学斗争来对待科学家和科学成果的恶劣作风，只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危害，给科学造成倒退。然而，爱因斯坦必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颗明亮的巨星，乌云永远遮不住他的光辉，相对论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伟大成就，漫骂和攻击丝毫无损它的崇高科学地位。真理的光辉永远光芒四射，爱因斯坦永远是人类科学史上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