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长就短的任昉
任昉，字彦生，齐梁时人。《南史》上记载，说他“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很小的时候便能读诗作文，后来也才名极盛，与沈约齐名。任昉特别擅长“笔”，每作一篇，总是才思涌动，奔发无穷，一遍就可以写好，不需要改动。当时王公大臣的表奏很多是请他代写的。深受时人的推崇。
所谓“笔”，是与文相对的。主要指章、表、书、记等应用文体;“文”是指华美、形象、有韵的纯文学作品，包括诗。与任昉同时的另一大家沈约擅长作诗，被称为一代诗宗，诗名极大。当时人并举他们的作品，称“任笔沈诗”。认为他们的作品是文章的楷模，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本来是极大的殊荣，但任昉对“任笔沈诗”的说法还是不满。晚年便在诗上狠下功夫，决心胜过沈约，独占鳌头。但是，由于他擅长熟悉“笔”的写作方法，对“文”的作法并不深加推究，而沿用“笔”的方法，在诗中大量使用典故，致使诗章词句不能流畅通达。诗歌创作相当失败。最后落了个“才尽”的贬评。任昉的失败发人深省。
运用典故，这是南朝的一股文学风气。借此可以炫耀学问，使诗的意境含蓄朦胧，这本来无可厚非，但诗中极力追求用典，故意“掉书袋”，则使文章类于抄书，艰涩难懂，失去了诗歌自然生动的风韵与流畅天然的美感。这种诗，文学史上称为“事类诗。”是生硬艰涩的一种不受欢迎的诗歌。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沈约善诗，任昉善笔，本来是很正常的。各自发挥特长，必将硕果累累。可是任昉却必欲压倒沈约而后快，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驾驭诗歌，盲目地创作，而又不遵循写诗的规律，仍象写表章一样援古证今，大量用典，使得诗歌缺乏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不是以情动人，非要以理服人，结果只能遭受失败的命运。
任昉避长扬短，而又不找出致短的原因来加以改善，盲目地在诗中大量用典，违背了诗歌创作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殊规律。所以不但在当时有“才尽”之讥，即使在后人的评判中，人们认为他的诗也终是没有超出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