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中的失误与教训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三线建设是1964年。1965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制订计划要考虑打仗，要搞三线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程。随后，毛泽东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话，对“三五”规划作出的指示和批示中，反复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样，直接导致了中央三线建设决策的作出和实施。

三线地区这一历史地理概念，主要是根据中国各地的战略位置的不同而划分的，最初是指西南、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后来扩大到包括京广线以西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七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以及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的西部地区。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从“三五”计划开始，“四五”计划末期结束，历时十多年。从“五五”计划开始，三线建设主要是配套建设。三线建设主要采取了“迁建”、“包建”、“新建”三种方式。三线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把三线地区建设成为以国防军事工业为主体的、门类齐全的、自成体系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历时十多年的三线建设虽然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的不平衡状态，促进了三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其失误和教训是深刻的，其主要有：

三线建设的最大失误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错误判断，从而导致经济建设决策的失误。三线建设的立足点是建立在国际战争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基础上，从而不顾三线地区的客观条件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片面强调国防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的低效益。

其次，三线建设在宏观布局上强调大分散、小集中，自成体系，此期间，三线地区投资总额达到200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的大部分，使投资中心过快地西移，一方面不利于发挥沿海老基地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利于发挥三线地区的优势，造成投资的低效益，从而延缓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微观上，片面强调“山、散、洞”，忽视了地理位置、地理环境和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违反了工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导致投资的低效益和浪费，给三线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总之，只有对环境作出正确的判断，才会有科学的经济决策;只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才会使经济在高效益的基础上更快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