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大办银行的真意

甲午战争前，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业是以军火工业为主体，只是在后期才在采煤、冶铁、纺织等方面创办了一些民用工矿企业，此外在邮电、交通方面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但新式银行业却一直没有开始创办。

甲午战争后，官僚资本出现了向金融业发展的趋势。1897年5月创立的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就是官僚资本企业。自此以后，银行兴办不断增加。到1911年共设立17家。以后在1912—1927年间共设立186家，平均每年设立11家。

在中国新式银行兴起过程中，也和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工矿业产生过程中的情况一样，官办、官商合办的银行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通商银行就借过官款，并由清政府授予发行银元、银两两种钞票的特权，还委托它代收库银。第二个银行是1906年创办的户部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1年后改称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官商合办，很长时期是中国自办的一家最大的银行。它是国家银行，负责铸币发钞，代理国库，总揽全国金融。

第三个银行是1908年经邮传部奏请设立的交通银行，官商合办，以掌握邮传部的“轮、路、电邮”四政为使命，是仅次于中国银行的一家大银行。此外，1907年创办了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创办四明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也是官商合办的。

在北洋政府时期，1917年设立的金城银行，是“北四行”中的主要银行，实权掌握在北洋政府大官僚吴鼎昌、梁士诒、徐树铮等人手中。1919年设立的中国实业银行，是当时国务总理熊希龄、财政总长周学熙、中国银行总裁李士伟等人发起，根据财政部的命令创办的。当时北方金融势力强大，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华汇业银行(中日合办)，中华懋业银行(中美合办)、大陆银行、金城银行等，都是力量较强的银行，而这些银行中，军阀官僚的股本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往往在这些银行中担任董事和监察人等重要职位。

由上可见，甲午战争后兴起的银行业中，官僚资本占居重要地位。北洋军阀之所以更多地投资于金融业，自然是由于投资金融业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当时金融比较发达，出现很多银行，但这并不是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府发行公债引起的。当时北洋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如何解决，除举借外债外，主要办法就是发行公债和向国内银行借款。发行公债有很高的利息，还有折扣，银行从事这项业务，可以得到很大好处。北洋军阀官僚就利用其政治、经济、军事权势，竞相组织银行，以银行来代理政府发行公债库券，以赚取高额利润。当时一些官商合办银行，如中国、交通、劝业、边业、农商、中国实业等，都有大量军阀官僚的投资。

1927年以前，官僚资本的银行控制工矿企业的情况已经出现。如1919年，安徽芜湖裕中纱厂的股东有官僚军阀陈绍吾、李伯行、刘晦之等;其中李伯行既是裕中纱厂的董事长，又是中国实业银行的大股东;刘晦之则是上海实业银行的经理，所以裕中纱厂的实权是操在官僚资本的银行手中。

银行金融业的旨意在于通过本身的业务活动，为繁荣经济服务，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遗憾的是，北洋政府大办银行，使银行成为单纯搜刮财政资金的工具，成为军阀官僚赚取高额利润的手段。这个事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的腐朽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