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经济建设上的反冒进

1956年初，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提出又多、又好、又快、又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映了中共试图把注意力转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上来，加快经济建设的愿望。但在“反右倾保守”的浪潮下，1956年上半年，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增长过快，文教事业发展过快，职工队伍增加过多过急，财政信贷大大突破了原定的预算。结果，由于不断提高指标，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和物质的紧张状态，影响了国民经济。中共中央注意到这种情况并着手加以纠正。1956年2月，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及时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同年5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确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接受和通过了由李先念报告提出的这个方针。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提出了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态度和办法。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大会的决议对保守主义和冒进主义作了界定。指出：如果对凭借有利条件较快地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可能性估计不足，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如果不估计到各种客观限制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必须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这两种错误倾向。1956年10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做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报告中指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进的前提下，基本建设还要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经济部门间的比例，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毛泽东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政策。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全国省市委书记会上，提出了“财政、信贷、物质”三大平衡的思想。根据上述方针，国务院压缩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有效地纠正了冒进现象，缓和了国民经济的紧张局面，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历史证明，1956年提出反对急躁冒进以及由此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但是，1956年初经济建设上的冒进势头并没有完全遏制住，在一些方面还是冒了。到年终决算，出现了1953年以来的第一个财政赤字年度。尤其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还未解决，在编制1957年计划的时候，从各部门、各地方汇集起来的指标，仍大大高于保证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实际可能。

经济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急躁冒进常常会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