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之鸣”从哪里来
唐代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先驱，针对当时骈文盛行之风，提出了一系列文学主张，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与骈文相对立的“古文”(实为新体散文)，一度起到转换文风的巨大历史作用。
作为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率先提出众多的文学主张，其中“文道合一”最为重要。适应这一主张，韩愈又提出“言之有物”的观点，认为写文章必须反对空洞无物，为此就必须敢于正视社会现实。韩愈认为，“不平则鸣”应是对现实进行批判的理论根据。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他把古往今来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都称为“善鸣者”，认为他们都是为表达心中的不平而发表言论、著书立说。韩愈的“不平则鸣”显然是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发展而来。它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揭示了阶级社会里文学创作的一个客观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的“不平则鸣”往往是从下层知识分子的个人哀怨与失意出发，缺乏更广阔的社会内容，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这一问题上，柳宗元似乎走得更远些，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更为深入。与韩愈的论点相似，柳宗元也提出了创作动力的理论，却比韩愈所说的更完整，更贴近现实。他说：“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之于世，而遁隐之意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章，伸于歌咏。”可见，柳宗元是从“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的积极态度出发，要求文章“辅时及物”，更直接地作用于社会现实。所谓“感激愤悱”又从何而来呢?柳宗元认为，这来自于对社会的了解和关怀，来自于个人的遭际与人民的苦难相一致。这里已经接触到社会环境对作家思想感情变化所起的决定作用，揭示了“不平则鸣”的社会根源。
总之，韩、柳二人对“不平则鸣”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韩愈的观点有失偏狭，未能正本清源，而柳宗元则在此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