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曹植
仆夫早严驾， 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 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 东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风， 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济， 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 甘心赴国忧。
曹植不但是一位才华卓越的文学家，而且具有相当宏伟的政治抱负，渴望建立一番功业。当时三国鼎立，曹魏统治着北方，南方则有吴、蜀两国。曹植迫切要求从军杀敌，为统一事业作出贡献。这种心情鲜明地表现在他的《杂诗》第五首“仆夫早严驾”篇中。
曹植在青年时期即富有政治抱负，不满足于仅仅从事文学创作。在《与杨德祖书》中，他认为辞赋创作是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并明白表示自己的理想是：“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由此可以看出他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的强烈愿望。曹操死后，曹丕继位。由于曹操生前曾一度拟立曹植为太子，危害了曹丕的地位，所以曹丕对曹植备加疑忌压制，屡徙封地，严加防范。曹丕死，子曹睿继位，仍然疑忌压制曹植。在这段时期内，曹植经常处在迁徙无常、悒郁寡欢的境遇中，但仍然执着地企求奋身杀敌，报国立功。《杂诗》“仆夫”篇就是一个明证。
“仆夫”篇作于曹丕统治年间还是曹睿统治年间，难以肯定;就其内容看，与作于魏明帝曹睿太和二年(228)的《求自试表》息息相通，似作于此年的可能性更大。这年秋天，吴将陆逊率军攻击魏扬州牧曹休，魏败，死亡颇多。曹植面对这一紧张形势，写了要求参军的《求自试表》(见《三国志·陈思王传》)，同时用诗歌形式写下《杂诗》“仆夫”篇，是很可能的。不过，曹植在文帝黄初四年(223)所作的《责躬诗》，其中也有“甘赴江湘，奋戈吴越”的话。这年魏、吴间也有战争，因此这诗作于黄初四年也是有可能的。太和二年，曹植为雍丘王(黄初四年，曹植先为鄄城王，后徙封雍丘王)。雍丘在今河南杞县。“仆夫”篇大约是在他朝京师(洛阳)后将还雍丘时写的。诗中“将骋万里涂”，是说从洛阳南征吴国路途遥远。“东路安足由”是表明自己志在灭吴，不愿由东路从洛阳返回雍丘。长江和淮泗，是南征必经之地;“多悲风”，“驰急流”，形容路上川流险阻。“惜哉无方舟”，是慨叹自己没有权力，不能率舟师渡江杀敌。
《杂诗》第六首“飞观百余尺”篇，与“仆夫”篇不一定是同时之作，但同样表现了曹植杀敌报国的意愿。诗有云：“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其豪情壮志，与“仆夫”篇末二句“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完全一致。不过“飞观”篇说“拊剑西南望”，其对象指蜀国，则又与“仆夫”篇有些不同。
《求自试表》是献给魏明帝看的，《三国志·陈思王传》说：“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它是曹植散文中的一篇名作，充分表现了曹植报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和抱负不能实现的愤怨。文有云：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而顾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脱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
指出了当前魏国的大敌是吴蜀两国，与“仆夫”篇的“吴国为我仇”句、“飞观”篇的“拊剑西南望”句可以参照。表文又云：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
充分表现了奋身杀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与“飞观篇”的“甘心思丧元”句可以参照。他希望“统偏舟之任”，“骋舟”南征;实际不能实现，所以“仆夫”篇要慨叹“惜哉无方舟”了。当时率魏军与吴作战的，颇有魏的宗室，如曹真、曹仁、曹休等都是，曹植希望“统偏舟之任”南征，还是有一定的现实背景的。表文又云：
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表示不愿闲散度日，可与“仆夫”篇“困居非吾志”句、“飞观”篇“小人媮自闲”句互相参照。总之，《求自试表》与《杂诗》“仆夫”、“飞观”两篇，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感情;但《求自试表》篇幅长，表述较“仆夫”两篇远为具体充沛，取以对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这两篇诗的思想内容。《求自试表》见录于《三国志》，被选入萧统《文选》，它语言华赡生动，感情真挚热烈，是一篇文学性很强的散文，值得重视。
“仆夫”篇全诗共十二句。前六句用问答方式表明自己不愿东归封国，而要远征吴国。中间四句说道途险阻，惋惜自己不被朝廷任用，不能率舟师南渡。末两句点明了渴求报国立功不愿虚度岁月的壮志。全诗语言明白自然，风格俊爽豪健。明代王世贞说：“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艺苑卮言》卷三)胡应麟也说：“子建《杂诗》，全法《十九首》。”(《诗薮》内编卷二)王、胡两人都指出《杂诗》六首风格酷肖《古诗十九首》，这意见是中肯的。《杂诗》前三首写游子思妇，题材也与《古诗十九首》相通;后三首(“南国”、“仆夫”、“飞观”)题材与《十九首》不同，但风格仍然接近。《杂诗》六首与《十九首》的共同特色是语言明白自然，风格清新刚健，都蒙受了汉代民歌的深刻影响。
《文心雕龙·明诗》在论述曹丕、曹植、王粲、徐干等作家的诗歌时，指出它们的共同特色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确，情怀慷慨，意气骏爽，直抒胸臆，语言明朗自然，不求纤密，是三曹、七子一类作者共同的创作风貌，后人亦称之为建安风骨。这一特色，在曹植《杂诗》“仆夫”篇中表现得也相当鲜明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