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贯休
励志须至，扑满必破。
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
“座右铭”是铭体的一种，内容多是有关修身的准则法式，类似于言简意赅的韵体格言。因常置于座位之右，用以自警自戒，故曰“座右铭”。中国文学史上首次以“座右铭”名篇者是见于《文选》的东汉人崔瑗(字子玉)的《座右铭》。继崔瑗《座右铭》之后，续作者甚多，其中尤以本诗序言中提到的白居易与姚崇的续作最为有名。白居易有《续座右铭》，并在序中明言是续崔瑗之作。姚崇有《扑满赋》、《口箴》两文，虽不以“座右铭”名篇，但内容也以修身为主，实亦续崔瑗之作。贯休此诗即是参酌白诗姚文之意以续之，因姚崇曾封梁国公，故诗题作《续姚梁公座右铭》。
全诗比较长，内容相当丰富，这里只节选了四句，而“非莫非于饰非，过莫过于文过”两句之主旨，是提倡闻过则喜、知错必改的谦逊诚实精神，反对讳疾忌医、文过饰非的矫饰虚伪作风。人生活在社会上，由于主观与客观诸方面的原因，谁也不能不犯错误。刘禹锡说“贤能不能无过”(《华佗论》)，苏辙说“自古圣人不能无过”(《论开孙村河札子》)，这都说明一个真理，即任何人都可能犯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并不可怕，关键在于能否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一些人明白“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的古训，因此能正视所犯错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寻找犯错误的根源，从中吸取教训，加以改正，使以后不犯或少犯错误。晋人周处少时不修细节，恣肆横行，乡里患之，将其与南山虎、长桥蛟合称为“三害”。后周处翻然悔悟，励志改过，官至御史中丞，纠劾奸佞，不避权贵，做了很多好事，受到普遍赞许(见《晋书·周处传》)。唐太宗李世民深知“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贞观政要·求谏》)，因此他提倡“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贞观政要·任贤》)，能够察纳雅言，从谏如流，终成贞观之治，被称为一代明君。所以，见贤思齐、改过不吝，这是正确的态度，应该加以提倡，此正如古人所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但一些人或由于不明“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常理，或由于私心杂念作祟，因此不能正视所犯错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拒谏饰非，结果不但原先的错误不能改正，以后还会犯更大更多的错误，造成更严重的恶果。周厉王不但暴虐无道，搞得民不堪命，而且禁止国人批评朝政，坚持错误不改。国人敢怒不敢言，只能道路以目。结果三年之后厉王被国人放逐(见《国语·周语上》)。不仅周厉王如此，古今中外的败事者，大抵都是乐闻其誉而恶闻其过的拒谏饰非之人。所以，闻过不悛、知非不改，这是错误的态度，应该反对，此正如孔子所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
贯休的这两句诗，正是用同义对举之法阐明了以上的道理。诗句将过失本身与文过饰非作了对比，认为文过饰非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最大的错误。作者表面上虽然只批评文过饰非，而未公开提倡知错必改，但在批评错误态度的同时，对正确态度的提倡也就寓于其中了。王守仁说“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教条示龙场诸生》)，这正可作为贯休两句诗全面含义的注脚，对人具有哲理的启迪。凡修身者，当以此理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