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杨维桢
未入麒麟阁，时时望帝乡。
寄书元有雁，食雪不离羊。
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
李陵何以别，涕泪满河梁。
中华民族的内向力、凝聚力，的确令人惊异!哀山河之破碎，悲壮志之难酬，成为南宋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内容。待至由宋入元，士大夫互相砥砺，义不出仕，往往咏叹古贤屈原、苏武、陶渊明、文天祥等，以表达与异族统治者格格不入的不合作情绪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一个“汉”字，包含着多么深广的内容，多么强烈的民族情绪。但曾几何时，元代难逾百年之限，即临亡国之哀。此时此刻，则出现了一个异常奇特的现象：无论是汉族文人，还是少数民族诗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现出对元统治者的忠贞与对明统治者的抵制，尽管明代统治者是汉人，大部分元末诗人也是汉人，也不能改变那强烈、尖锐的对抗情绪。因为，对“元”的忠贞与对“明”的抵制，已经不是一种民族矛盾的外在表现，而是众多文人在亡国之痛中表现出的气节、操守的内在凝聚，所以，历史上那些忠贞不屈、矢志不改的英雄人物，如屈原、苏武、文天祥等，又成了他们效法的榜样，歌颂的对象，咏史、怀古，咏古例今，以坚志节，就成了元末的重要文学思潮。杨维桢这首题画诗正是当时咏史喻今、借古抒怀“协奏曲”中的一个强劲的“音符”!
诗人赞叹苏武牧羊的风霜般高节，那象征着国家的用旄牛毛制成的“汉节”，其毛坚硬、牢固，但由于苏武杖节牧羊，卧起操持，竟至于“节旄尽落”，这旄尽之节正是苏武人格之节的形象表现，而其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的确永存天地，与日月齐光。
接着，诗人分析，由于苏武经受了“食雪”(即啮雪咽旃，数日不能饿死)的考验，始终不离牧羊之节，终于迎来了鸿雁传书的转机，有了回国的希望。元代另一位诗人郑元祐《题苏武牧羊图》诗亦云，“飞鸿历历度天山，何处孤云是汉云。不滴望思台上血，君王犹及见生还。”苏武归汉后，享受到了画像麒麟阁的“殊荣”，人所仰慕，英名永传，但诗人告诉我们，苏武之所以能进麒麟阁功臣图，就在于苏武在“未入麒麟阁”之前，艰难备尝，十九年中“时时望帝乡”，始终忠于自己的国家。据《汉书·苏武传》记载，苏武以强壮之躯出使匈奴，等到回国时，已是“须发尽白”，以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所以他之入麒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知音般的理解，显然包含了诗人的赞扬与认同，也潜在地表达了自己不断巩固志节操守的积极意向。
人生出处，有可能殊途同归，也可能同道异途，事关名节，影响声誉，岂能不慎。当年苏武、李陵，尝为同僚;逮至匈奴，则一为战败投降，一为苦苦等待;一为个人恩怨所左，一为无条件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自苦无人之地，信义难见，事迹难传，也决不改变。尽管李陵之降匈奴，有别于主动投奔之卫律，临危屈节之张胜，但与高风亮节之苏武相比，则高下之别，有如天壤。等到苏武度过了十九个年头得以归汉时，李陵既羡苏武“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又埋怨汉朝“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泣下数行，因与武决”;昭明《文选》载有李陵《与苏武》三首，第三首开头云：“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今人虽认为这三首不是李陵所作，但又认为这三首诗比较突出地传达了李陵当时的心境与矛盾。因而杨维桢于末句用此典，强调事至如今，李陵凭什么去跟守节不移的苏武告别呢?由于自己失节投降，所以只能涕泪横流，自惭形秽，极端悲伤，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由此可见，杨维桢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处境里，咏题苏武之事，不止是发发古之幽情，或为一般的敬仰推崇，而是通过题诗抒发自己的情感，巩固自己的操守，是向往、效法，也是勉励、告诫，所以首尾呼应，以“麒麟阁”自勉，以“涕泪满河梁”自戒，题图坚志，充满人生道路抉择去处的思辩，故亦能沾溉后人，感奋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