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陶渊明·闲情赋序》鉴赏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 ，检逸辞而宗澹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
(《陶渊明集》)
这一篇小序，不足百字，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曲折妙处。然而，这里面却反映出了中国文人所推崇的关于情爱文字的两项最高准则。
应该说，自秦汉以来，中国文人对于爱情的描写，都已受到“思无邪”观念的理性制约。这种以孔子修订《诗经》为滥觞的道德标准，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为后世文人所接受，并逐渐沉积为一种自我约束的内在要求。因此，那些写情的高手，如张衡、蔡邕等等，无不象这篇小序所概括的那样： 开始时似从放荡处落手构思，而结局却依然回复于雅正无邪。也就是所谓的“发乎情而止乎理”。
中国文人描写情爱的又一个重要准则，是恪求某种社会教化功能，或寄托一些讽喻规劝之类的寓意。这其间，一些格调品级高的，的确能显出令人赞叹的妙趣巧智，甚至于崇高的悲剧效应或幽默温情。但也有不少尖酸自怜的，或摆出一副教师爷面孔的便令人实难恭维。至于再等而下之，以至不惜将自身比作失宠的风尘女子，以诉不为君王权臣所用的委曲，那就未免有些肉麻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