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郑板桥的两封家书》原文|注释|赏析
《郑板桥集》中除开诗、词、题画之外，还有十六通《家书》。其中有两通是托他的弟弟教育儿子的，很有意思。
郑板桥是 “康熙秀才” 、“雍正举人” 、“乾隆进士” ，作过“七品官耳” 的县太爷，又是画、诗、书法“三绝” 的艺术家; 家有田三百亩，是个不大也不小的地主; 五十二岁才得一子。就这几项来说，他的儿子总该算“富贵人家”的“爱子” 了。但是郑板桥教儿子的，却同上述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另有他的“爱子之道”。他在山东潍县作知县时写的《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专门谈他教育儿子的目的：
“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我不在家，儿子便是你管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犹子(侄儿)而姑纵惜也。家人(家里的用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跃。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夫读书中举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郑板桥是“杨州八怪”之一，他的这些想法，就很有些怪。他自己是个“七品官”，却认为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教育儿子的目的是“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什么是“好人”呢?是对待家里用人的儿女“当一般爱惜”，因为他们“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假如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大约就是教他的儿子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不要以为“高人一等。”他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且不管他。再看他写的《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
“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或百中之一亦有发达者，其为文章，必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镂心，为世所传诵。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乎，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陪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好孩子)有成，亦吾所大愿也。”
“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这想法虽是他的“怪”处，但却道出一个真理。一个“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而且身为“七品官耳”的人，能看出这个真理来，是颇不容易的。“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而立学有成的往往是附从念书的贫贱之子，不是自己的子弟，这不能不算“富贵人家”的悲剧。这个悲剧，郑板桥大概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只好对自己的儿子的立学成败，“置之不论” ，把希望寄托在 “附从佳子弟” 的身上。这是他的 “怪” ，也是他看得远、看得大的地方。
当然，郑板桥所坚持的对儿子的教育目的： “第一要明理作个好人” ，这是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县太爷的 “好人观”和教子法，毕竟是有限度的。但是除了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郑板桥其人以外，只就他这两通《家书》的文字来看，我觉得也是委婉动人，找来读读是没有什么害处的。
1962年5月26日(《长短录》)
赏析 杂文是谈世道人心的，作者有感于某种生活现象，诉诸笔端，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抒写出来，使读者受到明目慧心的启示。这篇杂文，就是作者有感于郑板桥两封托他弟弟教育儿子的《家书》，谈郑板桥的教子之道的。
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人们对孩子的爱法却不尽相同。古代的封建统治者，大都希望自己的儿子走仕宦之路，飞黄腾达，使之锦衣玉食，非常宠爱。但是也有些人例外，郑板桥的爱子之道就与众不同。他是个颇有名气的艺术家，又是个“七品官耳”，但对儿子将来读书作官看得很轻，只希望儿子“明理作个好人”，就是要与家里用人的儿女平等相待，不要有优越感，搞特殊化。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郑板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许多贫贱之家子弟“生于忧患”的事实和富贵人家子弟“死于安乐”的悲剧，从而认识到“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的真理。所以，郑板桥对自己儿子的成败“置之不论”，希望附学佳子弟“立学有成”。由此见出郑板桥视野的广阔和胸怀的博大，这是他的开明之处。也正是作者所谈的“世道人心”。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教育意义，联系当前那些以权为子女谋私者，无疑是一种鞭挞，也是一剂良药。
这篇杂文在表现方法上的特点是夹叙夹议。开头点题之后，便介绍郑板桥其人，指出与他的身份和家世不相干的“爱子之道”，通过他写的《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说明他教育儿子的目的。之后，作者进行议论，“什么是‘好人’呢?是对待家里用人的儿女‘当一般爱惜’因为他们‘总是天地间一般人’”，揭示出事情的内在联系。接着又引出郑板桥写的《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叙述他的愿望：我的儿子“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有成”。其后作者进一步评论，论述郑板桥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从无数富贵人家子弟的悲剧中，悟出了“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的真理，点明了事物的本质。这样边叙述事实，边进行评论，寓理于事，通过不断地点拨，把事和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又揭示出理论的深刻性，促人猛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