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论凑趣》原文|注释|赏析
就是传说要来华而至今还没有来的法国文豪巴比塞(Henri Barbusse)。他在一本小书上，当使用 “知识阶级”这一句话的时候，特地声明道：
“知识阶级——我是以此称思想的人们。不是以此称知趣者，吹牛者，拍马者，精神利用者。”
“知趣者”即善于凑趣的人的意思。凑趣，吹牛，拍马，精神利用，这四种都是所谓“二丑艺术”。但在技术上，一四两种要难得多，运用得好，成功较易，运用得不好，碰壁也较易。而且这两种艺术家的身分，也比吹牛家、拍马家要高得多。因为吹牛，拍马，不过分明是一个势利的奴才的工夫。但凑趣家和精神利用家，却颇象一个绅士，在主子门下，是称为“宾客”的。
我现在只来说一说凑趣。
要从凑趣家中，举出一个典型来，我以为最好是举杨修，即连祢衡都看得起的“小儿杨德祖”。文士传说他“少有才学思干”，《世说新语》盛称他的“捷悟” ，但实际上，他的才学思干，他的捷悟，不过做了曹操的下酒物，他一生的致力，就在凑趣上。曹操在自己的“相国门”上，题了一个“活”字，他马上就叫人把门拆去重造，唯他知道“王正嫌门大”。曹操在一盒食物上写了一个“合”字，他马上就吃，唯他知道“公教人啖一口也”。此外还有“绝妙好辞”的故事，“竹椑楯”的故事，都是杨修一生中最出色的行状。那时候连曹操也有“我才不及卿”之叹。别人当然要“服其辩悟”了。
不料，最后一次的凑趣，他却大大地碰了壁，连性命都碰掉了。“鸡肋”事件，许多人为杨修呼冤，我却以为曹操的主意是不错的，凑趣只宜于平时，倘在军国大事上也乱凑起来，是免不了贻误的，在这方面，曹操所亲信的乃是典韦、许褚之类。但曹操竟至于把这个凑趣者杀掉，则其霸辣处诚然是个大花面。
时至今日，凑趣的情形，大有变动了。因物质上的便利，凑趣者可以不必当着主子的面，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文字，也有被赏识的希望。
而且，就是在更古的古代，食客三千人的孟尝君，后来不是觉悟了“鸡鸣狗盗之徒”更合于实用么?
这样看来，凑趣家的运气，似乎是向来就不很发旺的。
据我想来，这不发旺的原因，第一，就是他们只会凑趣; 第二，是他们太要给自己留身分，不及拍马家吹牛家那么痛快，因而使主子也觉得他们的臭架子的不可耐。
《世说新语》中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范玄平为人好用智数，而有时以多数失。会尝失官居东阳，桓大司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时方欲招起屈滞，以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誉，桓谓远来投己，喜跃非常……范虽实投桓，而恐以趋时损名，乃曰： ‘虽怀朝宗，会有亡儿痤在此，故来省视’ 。桓怅然失望，向之虚伫，一时都尽。”
这种作态，实在是二丑艺术的精髓。可惜桓温也是个大花面，(虽然我不曾在戏台上见过他，想当然耳。)所以竟不屑意，使范先生扑了一个空。
原来，二丑艺术，是只好骗骗扮公子哥儿的小丑的。
(1933年9月4日《申报·自由谈》)
赏析 1933年6月，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二丑艺术》，对当时依附于反动派又故意装出超然样子的文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鲁迅称这些人为“二丑”，说他们“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徐懋庸的这篇《论凑趣》发表于1933年9月4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可以看作是对鲁迅《二丑艺术》的一个响应。作者未对“二丑艺术”做全面的分析，只将“二丑”之一种的“凑趣家”稍加解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露了御用文人的拙劣表演和尴尬境况。
文章开头，首先对“凑趣家”加以概述，寥寥数语，就将其貌似高雅，实则寄人门下，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丑态暴露在读者面前。然后上溯至一千多年前，以三国时杨修为例，对“凑趣家”的特点加以剖析。杨修不能说无才，遗憾的是他只不过做了一个凑趣家，其“才学思干”与“捷悟”也因此成为主子曹操的“下酒物”，更糟的是其性命也握在了主子的手里。表面看，他在曹操门下是“绅士”、“宾客”，实际上仍未摆脱奴才的命运，最终成了曹操的刀下鬼。杨修的浮沉，极形象、极典型地代表了凑趣家的可悲的命运，足以使今日之凑趣家引以为戒。
但历史毕竟是前进了。作者指出，如今“凑趣者可以不必当着主子的面，只要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一些文字，也有被赏识的希望”。这样看来，凑趣家的命运似乎是大大好转了，但实际上，凑趣家作为一个奴才的地位并未改变，更可悲的是，他们还不如“鸡鸣狗盗之徒”合于实用。怪不得作者要不无诙谐地做出“凑趣家的运气，似乎是向来就不很发旺的”结论。这里，作者引用典故，似信手拈来，贴切自然，联系实际恰到分寸，生发议论，既深刻又幽默。
接着，作者仍穷追不舍，步步紧逼，揭示出凑趣家运气“不发旺”的两个原因，并恰到好处地举《世说新语》中范玄平为例，借古观今，撕下了凑趣家身上的遮羞布，将其虚伪与酸臭暴露无遗，读罢令人忍俊不禁。最后，文章点明这种凑趣者也只是“骗骗扮公子哥儿的小丑”，是难以成什么大气候的。这既是收拢全文，同时也寓指凑趣者们的主子的无能，使文章的针砭与揭露更显得尖锐而又含蓄，令读者回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