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我们有什么面子?》原文|注释|赏析

半月前，在北平同二三老同学纵谈时事，引 起不少 感慨。我记得曾说到： 自己觉得在报界多少年，眼看着国家地位至此，还在作记者，实在没有面子。同学某君，称许此言，说这便是一种觉悟。归津以后，屡次想到这一段话，现在具体的多写几句，发表给周报读者诸君。

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但有条件，是从自己骂起。譬如就我们说，自民国以来做新闻记者，这多年在天津做报，朋辈们都说是成功，报纸销得，也受重视，在社会各方庇护之下，何尝不俨然是中国大报之一; 但在 “九一八” 后之中国，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补救? 事后有何挽回? 到现在四省沉沦，而大报馆还是大报馆，老记者还是老记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谓舆论的指导，要用春秋论断，除恬不知耻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评皆不适宜。同时再从一方面讲，这样大报，办得稳吗? 老记者的铁饭碗，有保持的把握吗? 我敢断言：绝对不稳，毫无把握! 什么理由，大概用不着讲; 总括一句话： 国家不稳，什么事业能稳? 国家无把握，什么事业能有把握? 岂但天津，处处一理，岂但报业，业业皆然。再进一步说，岂但 自 己维持大报无把握，改行能行吗? 迁地有办法吗? 逃到乡下不做事，能安全吗? 祖宗坟墓，能保得住吗? 妻儿老小自己能保护吗? 这样推论下去，必然要达到唯一的结论，就是在国家现状下，一切事业，都算无基础，一切生命财产，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话： 不能混。国家现状就是这样，中 国人不能混了。以四万万人的大国，落到这种不能混的地步; 而我们这样，赖国家栽培受过若干教育，仗社会优待，吃过多年饱饭的人，一面束手无策，一面依旧写些一知半解的文字，号称做舆论的工作。不细想则已，细想起来，焉能不羞愧欲死!

自己骂够了，不能不联想及于社会各方面之人，遂不能不断定： 大家的没面子，至少也同新闻记者一样。还有负责任大的人，直接主持或参与国事的人，其没面子，在道义上或者更大。具体的说，现在国家整个地位，这样危险，全国民生，这样困穷，同时我们与他国一样，有政府，有军队，有金融实业各大机关，有多少大校长大教授，还有上千上万的摩登大学生，和形形色色的名流钜子。这些人，在全国同胞中，都是受优厚待遇，一大半是直接受人民之厚养。平心自问，责任是否尽到，所做之事，与所受之养，符与不符?在国家这样大患难之中，文官，从县长到部长院长，武官，从师旅团长到总司令，负着国家这样重大责任，享着这样尊荣，事到于今，有什么面子?再说中国也有不少的专门家大教授，自然其中一部分，实在在各方面紧张工作，但有若干徒享大名，安居乐业，对此河山破碎，依旧一片雍容静穆的气概，自我想来，也够没有面子了。至于实业界，本来为营利，但营利的本领，也差得多。计划又疏，耗费又大，遇着国际竞争立刻支持费力。就最近说，白银成为问题以后的中国经济界有多么脆弱呀!在平时状态，尚且不易维持，怎样能担负国难责任!我想一般财界重镇们，倘清夜自省也应该感觉十分难堪吧!再说，全国受中等教育以上的学生，这些人，对国事固然无直接责任，但社会的期许却甚厚。其中奋勉修养者固然不少，但有些却依然颓唐不振。譬如学生有组织国剧团公演旧戏的，我的感觉，就很奇怪。今日何时——却有工夫迷信这些无益之事。哼几句戏，随便消遣，尚属无妨;认真的上台演唱，要费多少脑力与光阴?受高级教育的青年，在今天，还有闲心迷这些事。要讲艺术，应该创些比职业的旧戏家更艺术化的玩意，牺牲严重光阴，摹仿他们做甚。这种事实自身，可说是一种悲剧了!其他不良娱乐，也是一理，娱乐已经无暇，况且不良。愿全国青年们想想：在这严重国难之下，受这点教育，时机如何宝贵，意义怎样庄严? 常这样想着，就是知耻之道了。

责备的话不写了，因为骂人不如骂自己痛快，现在说结论吧! 人若问我： 只如是骂自己，骂众人，也不能救国，我说不然，这便是救亡工作的第一步! 要国家各方面有迅速的进步，第一就要人人从心坎上自己感到愧急。日本人常说中国人只顾面子，其实那一国人不顾面子，谁不该重视名誉。不过日本人所谓中国人之爱面子，是虚伪自欺的爱面子，只要表面搪塞过去，内容便不深究。中国过去之失败，就在这顾虚荣而不感真耻! 中国到今天虚荣已完全打破了，这样大民族赤裸裸的摆在国际舞台上，眼看要出现束手待擒的最难看之一幕。挽救之策，第一就要大家真愧真急! 佛家讲悲悔，这悲字好极了。人人从心坎里至诚悲悔，则无论政界、军界、经济界、学术界，定立刻有长足进步! 这一种伟大的心力，两三年就可表现不可思议的效果。我再声明一句： 我不是提倡对日报复，或肤浅的备战论，我认为日本除其极端的军国主义之外，其人民有许多优点，这两大黄种国，最后一定能成立平等亲善的关系。但其前提必须中国己身得到日本之敬重。换句话说： 就是中国之官吏、军人、教育实业界，学生之工作成绩，人格行动，向来太不受日本敬重，不惟招侮，并且招恨。假若中国各方面一旦事事进步，人人自新，无形中登时增高国家地位，日本到了不轻视中国及中国人之时，对日问题，一定有办法。归根结底，中国人的面子要自己恢复，怎样使中国民族为名誉的生存，这个解答，就在我们自己。

我们从十五年在天津办报以来，因力戒个人卖名之恶习，报上作文字，不唯不署名，并且不涉及作者个人之一切，现在《大公报》仍然守着这个习惯。不过最近感觉，以个人为中心，说话也有方便处，同时鉴于国事日危，焦燥不耐，此后想藉《周报》地位，不时说些粗浅的老实话以求教于散在各地的知交，及许多未见过面的朋友。现在快到旧年春节，先提出一个《我们有什么面子》的问题，作为给诸位贺春的贡献。

(1935年1月17日《国闻周报》第12卷第4期)

赏析 这是一篇知人论世的随感，虽然没怎么旁征博引，也欠缺蕴借含蓄，但从它触及时局、痛下针砭的立意言之，还不失其杂文味。

文章是以“没面子”为由头生发的，这个由头来得甚巧。因为，文章所涉及的，是爱国救亡的老问题，倘若没个好由头，纵令笔底生花，终难免老生常谈之嫌。更何况中国自古是颇讲面子的礼义之邦，作者本人是极有面子的体面人士。就在做此文前两月，作者身为全国性大报《大公报》的总主笔，曾回籍谒墓。其时，上有政府要员、苏联和日本等国大使的文字馈赠，下有地方当道、各界士绅的隆重接迎，立墓表，树神道碑，光宗耀祖，举国皆知，真是面子十足。这样一个大面子的人，忽然著文，开宗明义，痛陈自己乃至全体国人“实在没有面子”，尽管文章讲的是爱国救亡的老问题，却立时有了新意。

人们常说，对国民党当局“小骂大帮忙”，是解放前《大公报》的特性。不论这般定性是否确当，《大公报》的总主笔着实是爱骂且会骂的，《我们有什么面子》即为一例。“没脸”、“不要脸”是妇孺皆知的骂人话，文章不仅开篇便曰“没有面子”，而且第二层的首句更明言“近来从心坎里想骂人”，并从此口口声声，一路骂将开去，骂出了文章的主体。整个第二层，骂自己，骂报人，骂“从县长到部长院长”、“从师旅团长到总司令”，骂实业界与财界，骂教授和学生……骂得辛辣醒豁，酣畅淋漓。但文章虽骂个痛快，却并非恶语相加，而是议论有故，语重心长，旨在讽劝。特别是作者在骂众人之前，先骂自己，一句“自己骂够了，不能不联想及于社会各方面之人”，立马明渡陈仓，将锋芒所向由自己引向众人，造成理所当然之势，直叫被骂者哑口，旁观者共鸣。这不能不令人佩服作者的善骂之妙。

文章最后一层，作者敛骂人之威，笔锋一转，和颜道出骂的目的，即在国难当头之际，使国人知所愧急，从而人人振刷，国家进步，以防外侮。全文环环相扣，自有其缜密的逻辑力量。

作者是个旧报人，虽和鲁迅同代，但走的不全是一条路。这篇文章的爱国之情，是洋溢的;切望国人奋发自强之心，堪称诚正;写法上亦具备一种既直抒胸臆又平易近人的风格。但在外敌大举进犯的前夕，只一味自责，单强调应使外敌不轻视中国及中国人，并声明“不是提倡对日报复，或肤浅的备战论”云云，作者的抗日态度是否积极，主张是否失之于偏，读者当会公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