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传》序|原文|翻译|赏析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 性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 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 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 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 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劝惩之, 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 而下达于乡党闾巷, 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 而用之乡人, 用之邦国, 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 则天子巡狩, 亦必陈而观之, 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 寖以陵夷, 至于东迁, 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 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 是则计之所以为者然也。”

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 其不同若是,何也?”曰: “吾闻之,凡诗之所闻风者, 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虽《周南》 《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 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 故其发于言者, 乐而不过于淫, 哀而不及于伤(14),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 《邶》而下(15), 则其国之治乱不同, 人之贤否亦异, 其所感而发者, 有邪正是非之不齐, 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16)。若夫雅颂之篇, 则皆成周之世(17),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 其义宽而密(18);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 固所以为万世法程(19)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20),亦皆一时贤人君子, 闵时病俗之所为, 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21)之心,陈善闭邪(22)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 天道备于上(23), 而无一理之不具也。”

曰:“然则其学之也, 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24),参之列国以尽其变, 正之于雅以大其规, 和之于颂以要其止(25), 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26)之, 涵濡(27)以体之。察之情性隐约之间, 审之言行枢机之始, 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28), 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集《诗传》, 固悉次(29)是语以冠其篇云。

淳熙四年丁酉(30)冬十月戊子新安(31)朱熹书。

(“四部丛刊”影明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注释 ①“人生而静”四句——语出《礼记·乐记》。孔颖达疏: “言人初生未有情欲,是其静禀于自然,是天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者,其心本虽静,感于外物而心遂动,是性之所贪欲也。自然谓之性,贪欲谓之情,是情别矣。” ②“则言之所不能尽”句——语本《毛诗序》:“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③教——教化,教育感化。《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④形于言之馀——形,表现。言之馀,言言之所不能尽。⑤郊庙——天帝神祇和祖先。⑥乡党闾巷——乡里和街巷。这里泛指民间。⑦巡狩——天子巡视诸侯所守之土。⑧黜陟——谓进退人材。黜,贬斥。陟,提升。⑨“降自昭、穆”二句——谓周自昭王、穆王之后,国势逐渐衰微。寖(qin),逐渐。陵夷,衰落。⑩东迁——指周平王迁都洛阳。(11)籍——典籍。此指《诗经》。(12)刊——删。(13)“虽《周南》《召南》”句——意谓《周南》《召南》之诗,都是接受了周文王的教化而体现其美德。语本《毛诗序》。《周南》《召南》,《诗经》十五国风之首二篇。(14)“乐而不过于淫”二句——《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丧。’”淫,指乐过分而失其正;伤,指哀过分而害于和。(15)自《邶》而下——指国风中《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三国的风诗。(16)“而所谓”二句——意谓时世衰微,周初诸王之正风至此转为变风。正,正风,指反映周政兴盛的作品;变,变风,指反映周政衰落的作品。(17)成周之世——成王、周公当政之时。(18)“其语”二句——谓雅、颂的诗篇措词平和、庄重,含义宽厚、亲切。(19)法程——法则。(20)雅之变者——即变雅,和正雅相对,指《大雅》《小雅》中反映周政衰乱的作品。(21)恻怛——忧伤,指忧世伤时。(22)闭邪——阻绝邪恶。(23)“所以”二句——因此下合于人事, 上符于天道。浃, 洽,符合。(24)“本之二《南》”句——以《周南》《召南》为根本而探求其要领。(25)“和之于颂”句——由颂声求其和而达到适度。(26)昌——同“倡”,叹赏。(27)涵濡——浸润,仔细玩味。(28)“则修身及家”句——指学《诗》能把握住“察之情性隐约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的原则,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就能从《诗》中求得。(29)悉次——悉,尽、全;次,排列、编排。(30)淳熙四年丁酉——宋孝宗淳熙四年,即公元1177年, 岁次丁酉。(31)新安——唐以前郡名(治所在今安徽歙县)。朱熹为婺源人,婺源属新安郡,故题名多用新安。

赏析 朱熹撰写的《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而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而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而“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而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而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而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而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而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而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