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 龚普生同志来访，告诉我汉夫同志的文集已经编定，即将出版，并要我写一篇短文，作为这本文集的代序，这是义不容辞的事。但拿起笔来就感到心酸，这位为了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了几十年的战士，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而离开人世，迄今已经14年了。他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2年去世的，要是他能看到“天安门事件”，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革命”， 该多好啊!
汉夫同志是1933年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从1934年6月到1935年2月，上海地下党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他在1934年10月第二次大破坏时被捕入狱。这一段时期我们同在上海，但没有见面的机会。汉夫同志的父亲谢仁冰先生是一位开明的工商业家， 经过许多周折， 花了几十两黄金， 才把他“保释”出来。可是他一到上海， 很快就找到了当时负责“社联”工作的钱亦石同志。1935年10月，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时刻， 一方面上海地下党惨遭破坏， 和中央失去了联系，工农红军正在长征;而另一方面， 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了《何梅协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30年代初在上海组织起来的左翼文化运动， 已经冲破了原来的“左翼”圈子， 反对内战，抗日救国的口号， 已经把成千上万的中小资产阶级和上层爱国人士吸引到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也已经看到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组织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 所以这一年10月下旬， 我在周扬同志家里第一次见到汉夫同志的时候，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动员群众， 扩大抗日统一战线， 以及重新组建“文委”的问题。汉夫同志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的1927年在美国入党的，他了解国际形势，有党务工作的经验，所以临时“文委”组成之后，他就和乔木、周扬同志一起，领导文委所属各文化社团，清除左倾教条主义， 团结群众， 扩大文化学术界的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汉夫参加“文委”的1935年秋到1937年9月全面抗战，这是一个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大转折时期，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争取第二次国共合作，要让广大的群众了解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得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正是在这个危急关头，汉夫同志夜以继日，笔不停挥，在《读书生活》、《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等刊物上写了大量的国际述评和政论。他的文章发表时用过许多笔名， “汉夫”只是他的笔名之一，所以现在编辑他的文集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据我所知，搜集在这本文集里的，可能还不足他实际写的文章的三分之一。这里还可以讲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 大家都叫他“老谢”， 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党之间，很少有人叫真名真姓的， 所以直到1936年初， 我也只知道他的笔名叫汉夫。有一次， 他对我说， 广州有一份托派办的小刊物，有一个人写文章也用汉夫署名，所以这个笔名不能用了。我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你在《读书生活》上用这个笔名写了不少文章， 已经有了许多读者， 不如加一个姓吧， 于是我就在汉夫这个笔名前面加了一个“章”字。这样他就姓了章， 党内外通行，知道他姓谢的反而很少了，直到这位“章汉夫”成为新中国闻名海外的、杰出的外交家为止。
我和汉夫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抗战前在上海两年，抗战胜利后在香港两年， 但是由于他和我曾同在“文委”工作过， 所以十年浩动中我的事株连到他，他的事也株连到我。在那时，逼供我最凶的有两个专案组， 一是“周扬专案组”， 另一个就是“章汉夫专案组”。“追查”的重点，就是你们为什么要解散左联， 为什么要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回答这个问题本来是很容易的，解散左联是根据萧三从莫斯科的来信，提国防文学的根据是我们看到“八一宣言”， 到今天， 是非曲直应该是清楚了。可是， 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979年9月， 党中央为汉夫同志平反昭雪的前后，居然还有人窃窃私议，说什么“八一宣言”是王明起草的， 所以“周扬一伙”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些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了， 为了让现在的青年人知道一点历史的真相， 写到这里，我想推荐大家读一读吴玉章同志的一篇文章： 《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 (见1978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杂志》第四期)。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8位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孔原、高自立、滕代远、饶漱石、沈之生)， 主持《救国时报》的先是李立三，后是吴玉章。“八一宣言”是由代表团共同商议，经过7天的反复讨论， 写成初稿后， 由王明译成俄文，经季米特洛夫最后定稿的，假如这个宣言也能说是“右倾”， 那么，我们对1939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的决议， 又能做出怎样的评价呢?
卢沟桥的炮声打响，恩来同志就决定汉夫和潘梓年、许涤新等同志筹备出版《新华日报》，我则留在上海，协助郭沫若同志主编《救亡日报》。上海沦陷后，他转移到武汉，我则随《救亡日报》同仁到了广州。这之后， 直到1942年， 我们才在重庆见面。这5年中，我在广州、桂林、香港办报， 只在1938年4月， 我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和他见过一面。抗战初期大家都很忙， 大家也都很兴奋， 可是那一次他却向我诉了苦。对这件事，我在《懒寻旧梦录》中提到过。他当时感到最困难的是来自 “王明的刁难和挑剔”，“每天早上都提心吊胆，一个标题， 一句话他认为不妥，就会挨骂”。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他从来就没有顺从过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回到重庆，他就要我给《新华日报》副刊写稿，这就是后来成了专栏的“司马牛杂感”。我在国统区和香港办了几年报，一方面自以为懂得了一点读者心理，想写一点不落套的文章，但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知识分子，也难免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所以1943年《新华日报》小整风，汉夫作为党报总编辑，就得为我和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在副刊上发表的那些有错误的杂文负责，好在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 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1944年秋， 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为了筹备组建联合国， 汉夫作为董必武同志的助手， 到美国去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制定联合国宪章的大会，这样，我就接替了他的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秋我回到上海，先是办《建国日报》， 后来又和姚溱、方行等同志办《消息》半周刊，但这两份报刊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封禁了， 于是我只能在别的报刊上写杂文， 打游击。记得汉夫是1946年春回到上海的， 大家都忙， 只在马思南路的“周公馆”会晤过一次，眼看《新华日报》在上海出版没有可能了，恩来同志就派他到香港去复刊《华商报》。同年10月， 国共谈判即将破裂，恩来同志要我到新加坡去， 向海外侨胞传达解放战争时期的党的方针政策，我途经香港时， 《华商报》、《群众》和英文《今日中国》都已出版，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 所以南方分局又交给我一个任务， 要我通过陈嘉庚先生和胡愈之同志在南洋“为香港进步文化界筹款”，汉夫当时是南方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我在新加坡耽了7个月，筹集了3万多元叻币， 于1947年回到香港，再一次和他一起工作了两年。他给我在《群众》上辟了一个专栏， 先是“茶亭杂话”， 后来又改为“蜗楼随笔”，一直写到1948年底。这些类似杂文的政论和时事述评，都是汉夫逼着我写的，或者是他出了题目要我写的。同年冬， 中央调汉夫回解放区，担任外事工作， 我再一次接替了他的工作， 任香港工委书记。翌年4月底，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回到北平，乔冠华接替了我的工作。
上海解放后，我们这几个人又同在上海军管会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汉夫分管外事，但时间不长， 不久就调到北京， 当了外交部副部长，部党组副书记，一直到“文革”为止。解放初期，有外事工作经验的干部不多，汉夫就成了恩来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再没有时间写文章了，所以这本文集里搜集到的最后一篇《在历史的转折点》，是1949年8月发表在香港《群众》上的。
我在上海市委和华东局工作了5年， 1955年调到北京， 在文化部也分管外事工作， 因此和汉夫又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这一年他50岁，正值盛年，但我却觉得他有点劳累，性格似乎也有点变了，过去在上海、重庆、香港，他不仅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 又富幽默感。但当他做了外交官之后，也许是由于“外事工作授权不多”吧，他连对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 随便开玩笑了。他兢兢业业地工作， 陈家康讲怪话，说汉夫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 陈毅同志则夸他是外交部的好“当家”。1957年冬， 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么问题?”他摇了摇头， 一言不发， 我有点纳闷，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对我“保密”?这个疑团直到十年浩劫中看了“章汉夫专案组”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交代”的是：30年代汉夫保释出狱时有什么条件， 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甚至异想天开， 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叛徒， 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记得， 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 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庄舞剑， 目标是什么， 一切都清楚了。
汉夫比我小5岁，他却在14年前就被迫害去世了。他只留下了这么一本文集。今天，还有多少事要他这样的人来做，有多少文章要他这样的人来写啊。我写不下去了， 仰天长叹， 呜呼!
1986年10月
(《章汉夫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 12
本文录自1987年12月3日 《人民日报》)
赏析 夏衍的这篇代序是一篇回忆性的随笔，文章没有向读者直接介绍《章汉夫文集》，而是通过回忆章汉夫的生平、工作经历，通过记叙朋友间真挚的友谊、患难与共的遭际命运，展示出章汉夫对中国文化与外交事业的杰出贡献，以及他孜孜矻矻、忍辱负重、不计得失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的磊落胸襟与无私情怀。序文的目的在为老朋友立传，为文学史拾遗补缺，行文处处隐含着对章汉夫先生的感情认同与人格认同。这些刻骨铭心、深情款款的往日述说，一方面牵引读者重新穿越那些许多人都已淡忘的战争岁月与文革漩涡，体会《章汉夫文集》完成与写作之外的万千话语，一方面又如同一条无形的阅读线索，深化着读者对章汉夫文集的内在精神、意蕴的深刻领悟，从而真正做到知人论文，知世忆文。
代序开头说自己拿起笔来为章汉夫作序就感到心酸，这绝非矫情，而是出于深刻的生命体验。比章汉夫大5岁的夏衍，在亡友离世已14年后，才有机会为其遗稿作序，这难免引发出白发人悼黑发人之痛，重获光明的人对含冤而死者之憾。因此，面对挚友那一页页熟悉的文字，夏衍情从语出，以一声悠长悠长的叹息“该多好啊”为全文定下了悲凉慷慨的基调，引出自己的无限思绪。从章汉夫的被捕入狱，到他的父亲花了几十两黄金将之“保释”出来;从他对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所做的贡献，再到“章汉夫”笔名的由来，序文用深沉、崇敬的情感，真切、质朴、生动的笔触描绘出章汉夫弃富贵如敝履的斗士风采，倾全部才华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文人气度。读者在高山仰止中， 自然地了解到章汉夫的星河之志，明月之向，进而也就能较为准确地破读其创作主旨与创作风格。
接下来，夏衍主要记叙的是他与章汉夫近半个世纪的诚笃交往与无间友谊，以自己的亲身所见、所感澄清了众多强加于章汉夫的不实之词。作者谈及了他们彼此受株连的两次政治事件，一是文革时的“周扬专案”与“章汉夫专案”，一是1943年“司马牛杂感”所惹出的“自由主义错误”。就他们的交往与友谊而言，这些磨难是最好的试金石。他人品的正直、至诚、至善在夏衍笔下得以一览无余。
最后，夏衍又集中笔墨写了章汉夫的性情之变。在夏衍眼中，章汉夫本来“文章写得生动流利，待人接物也既有风度，又富幽默感”，但在他当了外交官后，就“连过去的老熟人也不再谈笑风生，随便开玩笑了”。作者写此不是闲笔，而是笔蕴深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章汉夫是一个连一己之性情都贡献给党的事业的赤子，为了所从事的特殊工作，他对于自己几近清教徒般苛刻与严厉。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坚执于共产主义理想的勇士，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污为叛徒、内奸，“项庄舞剑，意在周公”，他们想借此搞垮周总理。当一些人丧心病狂，一个时代的荒诞已至于此，章汉夫的悲剧性命运绝难避免。于是，夏衍以一声“仰天长叹，呜呼!”结束全文，将自己对章汉夫思之愈切、悲之愈深的情感推至极点，其强大的情感穿透力久久地震撼着读者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