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杂文集子《不惊人集》被一家出版家要去，迄今快要两年了，可是总不见出版。出版家的意思我猜不透，我自己是既因疏懒， 又因并不看重自己的作品，一直没有去问问。所以这个集子到底能不能出版，连作者的我也不知道了。

不想如今却又到了编排第2个集子的时期。前回的结集， 是为了纪念我的女儿的满岁，这回却并不是纪念我的儿子的满月， 虽然我的儿子恰巧是在这集子开编的一月之前诞生的。我现在的一点微意， 只在乎给憎恶杂文的大方家们看看：又有杂文集出世了!

现在倘有人说某人是“杂文家”，那一定含着轻蔑之意，所以有的人是不愿接受这个名称的，但是我愿意;而且，我愿意连着这名称，把它所含的轻蔑也接受下来。我在两年以前，就表明我只是个文化界的打杂者， 直到现在还没有专门的行业， 那么一向所做的当然是杂文;杂文做得多的人倘是“杂文家”， 那么我当然也是“杂文家”;“杂文家”如果应该轻蔑，那么我当然也是应该被轻蔑的。

我觉悟这一切，所以直直白白，名这回的集子曰：《打杂集》。

“打杂”在吾乡的土语里叫做“打短”， “打杂者”则叫“短工”。《阿Q正传》里的阿Q和小D，便是这类的人们。我们看看阿Q的生活罢：

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春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所以，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闲空，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正传》第二章)

这样的阿Q， 岂非就是“杂文家”的影子么?“杂文家”虽然也被人称做“家”， 但那决不能跟“小说家”“批评家”之类的“家”相提并论，也不过是“土谷祠”而已;人们忙碌的时候被记起， 一闲空被忘却，这也是“杂文家”的情况;阿Q没有人记得“行状”， “杂文家”不能置身文学史，这又是相同的。

像阿Q这类的人，假如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以为自己的工作也很高尚， 那是要给人们笑死的罢;但是他所做的， 却种种是于未庄人有益的工作;所以未庄省他不来， 而且还需要一个跟他一样的小D。被人们所轻蔑的人倒是于社会有用的人，这本不算一件反常的事。

我之所以不管人们轻蔑， 自顾做我的“杂文”，就是因为相信在现在这个时代中， “杂文”对于社会实在很有点用处。但要做到于社会有用， 虽是“打杂”，却也得有真本事;割麦，舂米，撑船等事，都不是随便做得来的。我的“打杂”的本领，恐怕仅赶得上那“又瘦又乏”的小D，比阿Q还差得远。然而不论是阿Q或小D，我以为较之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的人们，实在都要高尚得多，有用得多。

至于那些只能做杂文来骂倒杂文的大方家们，在我看来， 只是赵太爷府中的奴才本家赵司晨， 赵白眼之流罢了， 只要给他们一声“呸!”， 就够的。

我做过短工的人家， 确也不少。这集子里所收的杂文， 便是从《自由谈》，《人间世》，《申报月刊》， 《中学生》， 《社会月报》， 《新语林》，《太白》，《文学》，《新生》这9种刊物上剪下来的。所谈的问题真可以算杂，就是文体，也因刊物的性质各异， 为了适合起见而常常变易。譬如编在最后的一部分文章，便因为是替《新生》做的，所以表现着务求通俗的努力。

我的思想却是一贯的，所以《人间世》要我做“闲适”的文章，我就做不出。《人间世》办起的时候，林语堂先生寄给我的约稿信中，原说是因为嫌《论语》的范围太狭，所以要另办一个较为宽广的小品文杂志，我以为这是好的，就答应撰稿， 不过我写的是我自己的意思。谁知我的意思竟轶出了 《人间世》的范围，那编者便常常给了“太革命了”“太那个了”等等的批语而删削我的稿件中的文句。对于我的文稿实行删削， 是由《人间世》的编辑人“非法地”开始的。这种态度很使我不快， 于是我就懒得给他们帮忙了。

这两三年来，我就是因为笔下的这些杂文， 得到许多人的爱惜，同时也惹起许多人的厌恨。这种结果使我知道我的杂文于换取微末的稿费之外，也还有别种代价，我因此感到安慰，再看那爱我者正是我之所爱，恨我者亦正是我之所恨，这安慰就愈大;虽然爱我者大抵是跟我一样的无拳无勇的不幸的青年，而恨我者却有力量足使我受伤致死，但是我仍然感到莫大的安慰。

日本有岛武郎曾说他是因为寂寞而创作，他说：

在我的周围， 习惯与传说， 时间与空间，筑了十重二十重的墙，有时候觉得几乎要气闭了。但是从那威严而且高大的墙的隙间， 时时望见惊心动魄般的生活或自然，忽隐忽现。得见这个的时候的惊喜，与看不见这个了的时候的寂寞，与分明的觉到这看不见了的东西决不能再在自己面前出现了的时候的寂寞啊!在这时候，能够将看不见了的东西确实的还我，确实的纯粹的还我者， 除艺术之外再没有别的了。

我的动手写作，常常也因为感到寂寞，我的寂寞，是明明知道在威严而高大的墙外就有着新的生活和新的自然而不得见， 不得近的寂寞。因此我要打毁这墙，然而我没有巨大的撞棰(belier)，我只能对着我的面前的墙咚咚地掷些石子，使它起一些麻点而已。

关于这本杂文集子， 本来还有许多话可说， 但是我要“带住”了，省下时间，预备再去做别的杂文。这话虽然预告了我的将来仍然没有伟大作品，但是什么是叫做伟大作品呢?倘若在包围着我们的墙壁上去画些山水花卉或者人物故事， 以抒性灵，或者寄托理想，算是创作， 可算伟大， 那么我情愿谢谢罢!

1935年4月3日徐懋庸记于上海

(《打杂集》，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6月版)

赏析 提起杂文，人们已经不再陌生。它直面现实人生，像匕首，像投枪，或长或短，可嘻笑怒骂，可严肃陈辞，可秉笔直书，可委婉讽喻，写作手法非常灵活。但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似乎始终不能与小说、诗歌等平起平坐。尤其是在30、40年代，一方面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猖狂进犯，反动的御用文人和闲适文人以小说等形式，或者粉饰太平，颠倒黑白;或者抒写性灵，对局势漠不关心。杂文和杂文家因为不肯和他们同流合污，于是遭到轻蔑、憎恶，甚至压制。然而正直勇敢的作家是不在乎这些的。他们钟爱杂文，以之为武器，向着浓重的黑暗冲锋陷阵。徐懋庸便是其中的一员大将。他为自己的杂文集《打杂集》所作的序言，可以说是一篇面对反动文人的轻蔑，表明自己决不辍笔的战斗檄文。

序言笔酣墨饱，痛快淋漓地道出了作者对于杂文这一“边缘文学”的偏好。杂文虽然为小说家、批评家所轻蔑，但它对于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却不可磨灭，不容忽视。而且杂文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出来的，它需要的是真本事，对世事敏锐的洞察和迅速的反应。其地位举足轻重，可与小说等分庭抗礼而无愧于心。这些决不是作家的一时愤激之辞，它道出了所有杂文知音的心声。直到今天，任何一位杂文家，任何一个爱好杂文的人看到这篇序言都会“心有戚戚”，拍手称赞的。作者昂扬的斗志，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桀骜，时时在文字间闪烁出光彩。

《〈打杂集〉题记》不仅在内容上有穿越时空的意义，在写作特点上也不失为一篇优秀杂文的典范。下面就几点稍作分析。

首先是命题立意上的煞费苦心，却又似乎浑然天成，不露斧凿经营之痕。集子名称定为《打杂集》，看起来语不惊人，也不醒目，但从序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它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凝聚和寄托。表面上它概括了杂文、杂文家的特点：打杂，地位不显要，易被人忽视。然而更深的含意却是杂文的作用不容置疑。作者无意于同小说家们一起吟风弄月，抒性灵，歌颂升平，更不屑于与毁谤、压制他人的批评家为伍;他甘愿以“打杂者”自居，做些切实而有价值的工作。作者的褒贬爱憎，抑扬倾向，使人一目了然。

其次是巧妙而精当的设喻。本文的比喻可谓俯拾皆是。如以阿Q、小D之类的“短工”来比喻杂文创作者，以其帮工的地位喻杂文家的创作，以他们的可怜境遇比喻杂文家的无正当“名份”;以“赵太爷府中的奴才本家赵司晨、赵白眼之流”喻那些做杂文来骂倒杂文的“大方家们”。这些比喻寓含着作者的讥讽和嘲谑。他把森严、恐怖、黑暗的现实比作“威严而高大的墙”，把自己针砭现实的创作比作“对着墙咚咚地掷些石子，使之起些麻点”，把那些反动文人粉饰现实的创作比作在“包围着我们的墙壁上画些山水花卉或者人物故事”，等等。这些比喻信手拈来，通俗而形象，巧妙而自然。

再就是本文笔锋犀利，慷慨淋漓，抒情意味浓厚。在许多地方作者都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爱憎非常鲜明。如：“我愿意连着这名称，把它所含的轻蔑也接受下来”，“我觉悟这一切，所以直直白白地名这回的集子曰： 《打杂集》”，“至于那些只能做杂文来骂倒杂文的大方家们，在我看来，只是赵太爷府中的奴才本家赵司晨，赵白眼之流罢了，只要给他们一声‘呸!’就够的”等，诸如此类，义正而辞严。

有时候作者用反语来讥讽：“我现在的一点微意，只在乎给憎恶杂文的大方家们看看：又有杂文集出世了!”“‘杂文家’虽然也被人称做‘家’，……也不过是‘土谷祠’”而已;“被人们所轻蔑的人倒是于社会有用的人，这本不算一件反常的事。”作者在生动、幽默的语言中包含了无情的讽刺，很有些鲁迅风格的影子。在这些言语中间，我们仿佛察觉到作者的一腔凛然正气，不由得会肃然起敬，不由得会带着一种被激动起来的心情去翻阅他的《打杂集》。

整篇序文结构严谨。开头用第1个杂文集未能出版，作者又编排了第2个集子发端;中间由“打杂”、“杂文家”宕开笔墨，写自己为何不顾轻蔑，执意于杂文创作;进而说到自己创作的缘由，层层推进，反复申述了杂文创作的价值及自己从事杂文的决心;结尾表明自己不改初衷，仍将坚持下去。不管笔墨延伸至何处，作者决心毕生致力于杂文创作的精神一直作为“主旋律”贯穿始终，彼此呼应，因而显得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