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小修诗^①散逸者多矣， 存者仅此耳。余懼其复逸也， 故刻之。弟少也悲，十岁余即著《黄山》、《雪》二赋^②， 几五千余言， 虽不大佳， 然刻画饤饾， 傅以相如、太冲之法^③， 视今之文士矜重^④以垂不朽者，无以异也。然弟自厌薄之，弃去。顾独喜读老子、庄周、列御寇^⑤诸家言， 皆自作注疏， 多言外趣， 旁及西方之书， 教外之语^⑥，备极研究。既长，胆量愈廓，识见愈朗，的然^⑦以豪杰自命，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其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而不相属也^⑧;其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也^⑨。泛舟西陵^⑩， 走马塞上， 穷览燕、赵、齐、鲁、吴、越之地，足迹所至， 几半天下， 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¹¹⁾;非从自己胸臆流出， 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 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¹²⁾。然予则极喜其疵处;而所谓佳者， 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¹³⁾为恨， 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 文则必欲准于秦、汉， 诗则必欲准于盛唐， 剿袭模拟， 影响步趋， 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 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¹⁴⁾。曾不知文准秦、汉矣， 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 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 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 岂复有盛唐之诗?惟夫代有升降， 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¹⁵⁾，所以可贵， 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 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可以不有， 可以不有， 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佳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¹⁶⁾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¹⁷⁾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 故多真声， 不效颦于汉、魏， 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 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 是可喜也。

盖弟既不得志于时， 多感慨;又性喜豪华， 不安贫窘;爱念光景， 不爱寂寞。百金到手， 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 不知樽节⁽¹⁸⁾，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 发之于诗， 每每若哭若骂， 不胜其哀生失路⁽¹⁹⁾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 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 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 不揆中情，信谗齌怒⁽²⁰⁾，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²¹⁾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复，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²²⁾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²³⁾而多露，是谓楚风，又何疑焉!

(钱伯城笺校本《袁宏道集》)

注释 ①小修诗——小修，袁中道的字。他的诗歌创作大多直抒胸臆，但内容比较单薄。著有《珂雪斋集》。②《黄山》、《雪》二赋——或作《黄山雪》一赋。③“傅以”句——傅，犹配合。相如，即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家。太冲，左思的字，西晋诗人。他们的创作讲究辞藻华美。④矜重——矜持、自重。⑤列御寇——战国时郑人。现在流行的《列子》，疑为后人伪托。⑥西方之书，教外之语——西方之书， 自西方传来的书籍，如佛经等。教外之语，儒家以外的学说，如老庄、佛禅等。⑦的然——明确地。⑧“其视妻子”二句——意谓他认为和妻子聚守在一起，等于和鹿豕在一起不相融洽。⑨“其视乡里小儿”二句——意谓与乡村中那些见解狭隘、迂腐庸俗的文人在一起，如同行走在牛马之后，粪土飞扬，污秽不堪，一天也不能居住下去。⑩西陵——三峡之一，在湖北宜昌西北。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独具特色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心灵，不拘束于一定的规格和常套。这是“公安派”“性灵说”的中心口号。⑿本色独造语——反映自己真实精神面貌的独创的语言，不是因袭古人、剽窃他人的陈词滥词。⒀粉饰蹈袭——模仿别人，加以装点。⒁野狐外道——歪门邪道。《传灯录》载：一人谈佛道，因错说了一句话，后来托生为野狐。禅家因此称外道禅为野狐禅。⒂“而法不相沿”三句——指作诗为文的方法不能沿袭陈规旧套，各在自己的时代创造出不同于前代的作品，各自具有不同的意趣。此说强调了创新，但忽视了借鉴和继承。⒃闾阎——里门，此处指民间。⒄《擘破玉》、《打草竿》——均为明代流行的民间歌调。⒅樽节——控制。⒆哀生失路——哀叹人生，感到无路可走。⒇忿怼(dui)——气愤怨恨。“党人偷乐”四句均出自屈原《离骚》：“惟党人之偷乐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党人、众女， 皆指结党营私的小人。谣诼，造谣中伤。不揆，不察。齌(ji)怒，盛怒。(21)怨而不伤——语本《论语·八佾》：“《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谓虽怨而不过分。(22)燥湿——指干燥的与低湿的地方。(23)峭急——孤傲褊急。

赏析 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不只是一般的血缘关系，共同的兴趣、爱好、主张以及同样超拔的才气，使他们既是和睦的兄弟，更是心灵的知己。这些，都使得袁宏道为弟弟小修的诗集作序时，不仅因为兄长对于胞弟的关怀而于笔端饱蘸情感，具有足够打动人心的力量，而且能以知己之间的理解深中肯綮地指出作者价值之所在，从而具有了可贵的理论价值。

在“三袁”中，小修是最不走运的一个。自二十几岁成为秀才，直至四十余岁才考中举人，一生的大部分都是在失意之中度过的。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意者，他不可能建立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功业。所幸的是，他没有因为挫折而成为一个委琐的人。相反，坎坷的境遇，倒造就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与不同流俗的才情。这一点，正是小修区别于芸芸众生之所在。袁宏道对这一点是极为了解的，故此在序文中也就极力突出小修的才情与个性。通过袁宏道饱蘸感情的笔墨，一个任情、任性、脱俗的“真人”的形象便突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喜读庄、老、列子之言，旁及“西方之书，教外之语”，而不像一般读书人那样埋首于时文八股;他以豪杰自命，没有一般书生身上的酸腐之气;他厌弃凡俗生活，视妻子之相聚如鹿豕之与群，视乡里小儿如牛马之尾行。他不是圣人，他性喜豪华，念爱光景，沉湎嬉戏，不知樽节……凡人所具有的欲望，他几乎都有。但与一般人不同，他从不矫饰、而是任情恣性，率意而为。总之，他是一个生活在性情之中的真人。在他身上，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的缺点，但就是找不到虚伪与庸俗。超凡脱俗的人格，使得他的作品自然具有与众不同的风格。他能打破前人的束缚，大胆地表露自己的情趣，以生花之笔抒“真人”之情。

对小修的诗，袁宏道不仅表示称赏，而且也陈述了称赏的理由。这些陈述，实际上接触到了“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精髓。概括起来，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

一是强调真情实感，独抒己见，反对虚拟涂饰、随声雷同与任何形式上的束缚。序中说小修的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 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这里反映了“公安派”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的要求。所谓“性灵”，相当于性格与情感;所谓“格套”，指各种形式上的束缚。文章又进一步指出了小修诗的特色，也是进一步阐释自己的创作主张： “愁极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予读而悲之。大概情至之语， 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只要是至情的自然流露，尽可以怒而骂，怨而伤。序文并以《离骚》同样有“明示唾骂”、“忿怼之极”的特点而不伤其为杰作为依据，说明自己见解的正确性。这种看法，是对“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的大胆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性。也正是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出发，作者才对《擘破玉》、《打草竿》这类民歌予以肯定。

二是认为“代有升降，法不相沿”。袁宏道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各有其特点，不能以是否与前代相合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依据。袁宏道指出， 今人(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作文以秦、汉为标准，可是假若秦汉文章一味模拟“六经”，又哪里会有秦汉之文?今人作诗一味模拟盛唐，可盛唐一味学习汉、魏， 又哪里会有盛唐之诗?秦汉文、盛唐诗之所以了不起，就在于它们对前人的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袁宏道才对小修的“多本色独造语”的疵处极为欣赏。由于序文体现了“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精髓，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故而后人每论及“公安派”，必举《叙小修诗》。它的价值， 已远远超过了作为特定作品的序而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