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 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 对于启无却未必。夫明清诸大家的文字很会自己说话的，何用后生小子来岔嘴;其不可一也。对景挂画虽好，班门弄斧则糟;其不可二也。当这年头儿来编印此项文件， 已经有点近乎自暴自弃，何况去找压根儿未尝“浮起”的人来做序跋，这简直是有意自己做反宣传;其大不可三也。所以我替启无再思再想，真真一无所取。然而我非启无，没法叫他不来找， 做不做在我，找不找在他。再说他既经说到找到， 反正推托不了的， 不如老实说我不曾想到推托，干脆，而且做跋比做序还容易，据说如此。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

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那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这都是直直落落， 一无主张，二无理论，三不宣传的文字， 只要喜欢看， 一看至多两看总明白了。若不喜欢， 看煞也不明白，解释也不会再明白，反而愈说愈胡涂哩。以下的话只为着和这书有缘法的人作一种印证而已，说服谁， 不曾想。

这些作家作品之间，似乎找不到什么公共之点， 若说是趣味吧，阿毛阿狗也都有趣味的。一定要去找， 那么他们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 可算惟一的特色。所感不同， 所说不同，说法亦不必尽同，可是就这一点看，他们都是“忠实同志”哩。

夫小品者旁行斜出文字之别名也， 举世同病自古如此， 别提此刻了。“你想旁行斜出的都说着自己的话， 那么正道的再说点什么好呢?”“不知道吗?笨啊，说人家的话哟!”这儿所谓人家事实上只是要人， 人而不要，咱们的正统文豪决不屑于代他们立言的，或者是圣贤，或者是皇帝， 或者是祖师，是这个，是那个，是X， 是Y……什么都是， 总不是自己。

就文体上举些例罢，最初的“楚辞”是屈宋说自己的话，汉以后的“楚辞”是打着屈宋的腔调来说话。魏晋以前的骈文，有时还说说自己的话的， 以后的四六文呢， 都是官样文章了。韩柳倡为古文， 本来想打倒四六文的滥调的， 结果造出“桐城谬种”来， 和“选学妖孽”配对。最好的例是八股，专为圣贤立言， 一点不许瞎说， 其实《论语》多半记载孔子的私房话。可笑千年来的文章道统， 不过博得几种窠臼而已。既要替人家立言，就不得不为人家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幸所谓圣贤皇帝开山祖师之流，他们的意思不容易猜，就算您是文豪也许不成;即使猜着了，有时也未便仔细揣摹。活灵活现自己做起圣人皇帝祖师来， 总也不大好吧。那就自然而然的会落到一个圈套里，这叫做窠臼，或者叫滥调，恕我又有一比，真正的老头子，娘们，土豪劣绅总是各式各奇的，至于戏台上的胡子，衫子， 大花脸，二花脸，颠来倒去只这几种版本而已。这是简化，——是否醇化粹化，却说不上来。

既如此，小品文倒霉， 岂不是活该。在很古很古的年头早已触犯了天地君亲师这5位大人，现在更加多了， 恐怕正有得来呢。正统的种子，那里会断呢。说得漂亮点， 岂不可以说倒霉也是侥幸，可以少吃点冷猪肉;若说正经话， 小品文的不幸， 无异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 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 身前则身名俱泰， 身后则垂范后人， 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 还有问题吗! 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 多半是从这里来的。看到集部里头， 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便是一例。

不但命运欠亨而已， 小品文的本身也受着这些不幸的支配。这些文家多半没什么自觉的。他们一方面做一种文章给自己顽， 一方面做另一种文章去应世， 已经是矛盾了。再说一句不大恭敬的话， 他们恐仍不免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 所谓大的高的正的， 自然还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这简直有点可笑了。

古人是否有些矛盾和可笑，暂且不问， 我们一定受到相当的损失。没有确实自信的见解和定力的，也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 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这果然一半为时代所限， 不容易有比较观照的机会， 然而自信不坚， 壁垒不稳也是一个大毛病。他们自命为正道， 以我们为旁斜是可以的，而我们自居于旁于斜则不可;即退了一步，我们自命为旁斜也未始不可， 而因此就不敢勇猛精进地走，怕走得离正轨太远了，要摔交，跌断脊梁骨， 则断断乎不可。所以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我们虽不龂龂于争那道统，可是当仁不让的决心，绝对不可没有的。——莫须有先生对我盖言之矣。

准此论之，启无选集明清诸家之作以便广布，至少是在那边开步走，所以即使赔钱贴工夫， 以至于挨骂都是值得的。在初编此书时他来问我，我说可以一集二集三集的连续下去，现在也还是这个意思，就当作跋尾看罢。

1930年9月13日，北京。

(本文选自《杂拌儿之二》，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

赏析 《近代散文钞》一书原题作《冰雪小品》，是启无选集明清诸家小品文作品在30年代出版的。

俞平伯的《近代散文钞》跋，写于1930年9月13日。

本跋开头就显示出不同凡响。一般人写序作跋总要自谦几句，而俞先生尽管也表述了作序、跋的3个“大不可”，但他还是很独特地说， “启无叫我为这书作跋，于我倒是有意思的事情”。还说， “我谢谢启无给我这一个好机会”。既然要写序作跋， 自谦的老一套必然给人厌烦的感觉，不如说句痛快话。“有意思的事情”，是“一个好机会”，不仅不使人感到狂妄，倒让人感到不落俗套，并且真实自然。

接下去作者用大部分笔墨去纠正人们对小品文的一种偏见。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它的特点是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地讲一些道理，或者简明生动地叙述一件事情。我国古代就有这种文体， 明清更为盛行。但是，人们一直有一种偏见， 认为小品文是一种“旁行斜出”的文字。人们之所以这样看小品文，是因为它不是替圣人立言的，它是说作者自己的话的。在俞平伯看来， “小品文的不幸，无异是中国文坛的一种不幸，这似乎有点发夸大狂，且大有争夺正统的嫌疑，然而没有故意回避的必要。因为事实总是如此的：把表现自我的作家作物压下去，使它们成为旁岔伏流，同时却把谨遵功令的抬起来，有了它们，身前则身名俱泰，身后则垂范后人，天下才智之士何去何从，还有问题吗!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作者把人们对小品文的偏见，提到了“中国文坛的一种不幸”的高度来认识。乍一看来，似乎言过其实;但看了下文，又让人觉得言之有理，而且是从一个很高的层面观察和分析这个问题。也许正是由于统治者不看重小品文，小品文才得以自由地表现自我，表现个性。尽管小品文被视为“旁行斜出”、“旁岔伏流”，却产生了不少有思想个性，有艺术特色的作品。尽管统治者把“谨遵功令”的文人和作品抬了起来，但被抬起来的东西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俞平伯说，这些文人“身前则身名俱泰”是对的;说他们“身后则垂范后人”，如果是就统治者欲起一种示范作用来理解是可以的，如果真以为他们可以垂范后人，那就错了。俞先生深刻地指出，“中国文坛上的黯淡空气，多半是从这里来的。”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或多或少地抬高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人和作品，压抑有思想个性，特别是具有反叛思想的艺术作品。统治者的这种做法确实严重制约着文学艺术的发展。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俞先生不平凡的识见，他竟然能在为一个小品文集子作的跋中，谈出这么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越出了小品文和文学的领域。

说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后，作者并没有停下，他接着谈不幸之中的不幸，是小品文作者自己也有“大小高下偏正之见”，而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却是那些使人昏睡的家伙。由于这种意识的限制，由于没有自信，小品文作者不容易有勇猛精进的气魄，“即使无意中旁行斜出，走了不多远就此打住了。”俞先生深挖了小品文作者自身的局限，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几乎不可避免。他最后为自己的议论作结：“称呼这些短简为小品文虽不算错，如有人就此联想到偏正高下这些观念来却决不算不错。”

作者用大部分篇幅谈人们对小品文的偏见，似乎与所序的集子无关。他也说，“序跋之类照例总直接或间接地解释作品，我寻阅这书的目次却觉得无此必须。”但我们读完全篇后，却觉得它决不是超出了序、跋的范围。撇开有关直接谈及《近代散文钞》的文字不说，单就此跋的论述主体部分而言，与这个集子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一种有着内在的深远沟连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作者才在这不起眼的谈小品文的跋中，作出了一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