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不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我不很知道——至少我现在不能够确切地说。但是，在我个人心灵的历史上，她无疑是一种极重要的成素，甚至于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诗，许多年来，她是和我的生命纠缠在一起的。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了，从“破蒙”的时候起， 我就迷上了这个“俊物”——诗。在许多时候，她简直是我精神生活的一切。我不管季节的春秋，时间的昼夜，总是把那有韵律的语言，跳动着生命脉搏的语言，吟咏着，创作着。一句话，我陶醉在那种语言的世界里。

自然，有好多时候，我曾经疏淡了她。我被另一种精神的俊物所陶醉。我被那些心愿的或非心愿的工作所占据。诗，她暂时成了我远离的国土。但是，他到底是我精神的故乡。我离开她越远些久些，那种乡愁也就越烧得厉害。一个流浪者总是眷念着母土的亲切和舒适的。我的精神，常常从遥远的行旅中回转到它的故乡来。在那时候，它是那么热情的扑在她的身上!

诗，这位生平的密友，到底曾经给我什么呢?简要地说来，她锻炼了我的智慧，开拓了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境地。她教我怎样地观看人生和尊重人生。她教我怎样理会自然和赏鉴自然。她教我爱，教我恨，教我忍耐，教我梦想……她是我的逻辑，我的哲学，她是我实用的社会学和伦理学。她使我在艰难的生活经历中能够翘然自立而举步向前……

但是，诗并不是一杯完全没有苦味的甜酒。她哺育了我，她也苦累了我。她局限了我的生活，使我在某些方面显得孤独和痴愚。她给我以物质上的牺牲，给我以不能言说的精神的疾苦……

诗，我和她的关系是深切的， 是微妙错综的。

每个诗人， 自觉或不自觉地， 都有自己对于诗的做法和看法。

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内，在不同的境遇中，也往往要显出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做法。

在较远的年月的过去中，我虽然和诗那样亲热着，可是对于她的看法和做法，大体上是浅薄或错误的。我非自觉地迷惘地诵读着而且写着她。

感谢我们伟大的时代，它唤醒了我。我粗杂的智力被洗练了。我那半做着梦的心， 变成了早晨的清明。

对于诗，我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和更加深重的要求了，我不能够让我的写作只是懵懂地自然地发展着。我要它成为对于现实的忠诚的感应，要它不迷失在美辞学家的泥坑里。

我要写出不是属于做梦者的诗，不是属于渴血者的诗。我要写出不是属于穿燕尾服者的优雅趣味的诗，不是属于野服藜杖者的山林风趣的诗。

在实际的成绩上(至少在这个集子上)，我也许完全失败了。但是，哲人说：“有比胜利更幸运的失败。”我的这个败北，或者并不是不光荣的。那种卑污或无聊的成功有什么值得羡慕呢?

艺术——诗，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社会意识的产物。这是一种常识了。

但是，我们不可忘记，在另一方面，每个诗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作品——甚至于每一件作品都是一件特殊的东西。

我们没法想像：一个没有个性的诗人， 一种没有个性(特殊风格)的作品?

诗人是从一定的“特殊”去表现那时代或社会的某种“普通”的。

“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只是一个，而到达它的道路却不是单独的一条。

艺术家——诗人，没有敏锐的健康的时代思想、社会意识，即使他具有怎样的艺术才能，到底也会被正直的诗神抛弃的。但是，如果作家只能够“一般地”感觉到当前的思潮， 只能够用着“流行的”诗材、诗形和诗语去写作，那结果恐怕不过是艺术(在最高的意义上的艺术)的自贬、甚至于是艺术家的一种弃权罢了。因为他必须有自己，不管在感觉上，在技巧上。

我守着这种愚见。像我不肯离开我们的时代一样，我也没有怎样写着时代的“闱墨”。

我诚恳地希望指正。但是，附带希望指教者们对我的愚见给以宽容的考虑。

12年前刊布了一个诗集——《海滨的二月》。

在那集子上面，我好像预言过自己诗歌创作的前途。我说，它是我最初的一个诗集，也许还是我最后的一个诗集。

事实证明了我那预言的不灵验。

3年前，我再刊了《未来的春》。现在，我又来送出这个集子。不管这些诗作怎样零碎，怎样没有气力，她总是我的声音，在这个大时代里一个诚实的知识人的声音。

现在不再做那样自妥的预言了。我希望自己往后多量地而且有力地写下去。让我的声音能够充分表示我的存在的意义。让我心灵的记录，能够使当前或后代的读者多少感觉到我们时代的音响和色彩。

我把一双眼睛盯着未来。

1943年8月4日， 自序于粤北。

(录自 《艺术丛刊》， 正气出版社1944年版)

赏析 1943年，钟敬文在继《偶然草》、《海滨的二月》、《东南草》、《未来的春》等诗集出版之后， 又整理出诗集《脚印》准备出版。但后来因故未出。而诗集的《自序》却有幸发表和保存了下来。又因为《自序》是钟敬文出版几本诗集之后写出的，所以集中体现了钟敬文的诗歌创作思想，也是他诗歌创作的经验总结。

在《自序》中，诗人首先表明了自己对诗歌的强烈挚爱之情。他把诗称作“俊物”，独特而新鲜。他还说， “在许多时候，她简直是我精神生活的一切”，他时刻“陶醉在那种语言的世界里”。从中可见钟敬文的诗人品格和气质。在某种意义上说，诗，是哺育作家的奶娘，作家都是在诗的情怀中长大的。钟敬文也不例外，因为时刻保持着诗心、诗情，才能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

接着，诗人袒露了自己的诗歌观。此时的钟敬文文艺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个人向社会转移了。这种变化也表现在他对诗歌的认识。“我要它成为对于现实的忠诚的感应，要它不迷失在美辞学家的泥坑里。”诗歌不是辞藻的堆砌，甚至也不是意象的堆砌，它是思想，是情感的表现，是现实生活的升华。这种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不是没有意义的。诗人勇敢地同那些脱离现实社会的诗划清了界限，声言自己的诗“不是属于做梦者的诗，不是属于渴血者的诗”，“不是属于穿燕尾服者的优雅趣味的诗，不是属于野服藜杖者的山林风趣的诗”。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此同时，诗人强调诗歌创作要有个性，“必须有自己”。他认为如果用流行的诗材、诗形和诗语去写作，简直是诗人的一种“弃权”行为。他强调的是社会与个性的统一，通过诗人的个性表现社会，表现独特的感受。这是诗人追求的艺术境界，也是一种进步的诗歌观。

钟敬文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和见解，是因为他永远随时代在进步。“我把一双眼睛盯着未来。”这是钟敬文前进的动力。

这篇《自序》本身也是诗，诗一样的热情，诗一样的语言，诗一样的节奏。使序跋与所序著作的文体相接近，这也是钟敬文序跋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