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①，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 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 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 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 其兴于怨刺②， 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 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 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③，少以荫补为吏， 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 困于州县凡十馀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 为人之佐，郁其所蓄， 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④， 幼习于诗， 自为童子， 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 学乎六经⑤仁义之说。其为文章， 简古纯粹， 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于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 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 “二百年无此作矣⑥!”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 作为雅颂， 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⑦， 而追商、周、鲁颂⑧之作者， 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 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 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⑨已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 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 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 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 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 论之详矣， 故不复云。
(“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
注释 ①少达而多穷——达，显贵。穷，困窘。②怨刺——讥讽，讽刺。《汉书·礼乐卷》：“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 ③梅圣俞——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少以叔父翰林侍读学士梅询荫补桐城、河南主簿，凡十余年皆州县佐职。仁宗嘉祐初召试，赐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著有《宛陵先生文集》。④宛陵——宣城(今属安徽)古名宛陵。因梅尧臣为宛陵人，故称“梅宛陵”、“宛陵先生”。⑤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即《诗》《书》 《礼》《易》《春秋》《乐》。⑥“昔王文康公”句——宋仁宗时宰相王曙(字晦叔)，卒谥文康。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载：“王文康公晦叔，性严毅，见僚属未尝解颜。知河南日，梅圣俞时为县主簿。一日，袖所为诗文呈公。公览毕，次日对客谓圣俞曰：‘子之诗，有晋宋遗风， 自杜子美没后，二百余年不见此作。’由是礼貌有加，不以寻常待圣俞矣。” ⑦清庙——《诗·周颂》篇名。《周颂》首篇，也是《颂》诗的第一篇。诗中歌颂周文王及群臣。这里代指朝廷。⑧商、周、鲁颂——即《诗经》中《颂》诗的《商颂》、《周颂》、《鲁颂》。⑨吴兴——唐天宝、至德时改湖州为吴兴郡。梅尧臣曾监湖州盐酒税。
赏析 梅尧臣是北宋著名诗人，其诗风对宋诗影响很大，甚至被推许为宋诗“开山祖师”。欧阳修与梅尧臣是挚友，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志同道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欧阳修对梅尧臣的诗非常赞赏，认为他的诗“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不知手足之将鼓舞也”(《书梅圣俞稿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他为梅诗初次结集，写下这篇序言的主体部分。嘉祐五年(1060)，汴京大疫，圣俞于四月间病逝。次年，欧阳修亲自为梅诗整理编撰成书，并续完此序。
序文起笔突兀，先举出世人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随及设疑，进而做出判断：“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然后，纵论古今诗人中的普遍现象，论证诗与穷的因果关系：并非诗使人穷，而是诗人怀才不遇，放情山水，感悟自然，内心的忧愤得以抒发，从而写出了优秀精美的诗篇。由此可见：“非诗之能穷人， 殆穷者而后工也。”
这里，欧阳修独具匠心地提炼出“穷而后工”这样一个命题， 总结出一条带有普遍性的创作规律。这一命题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一脉相承，但又有所发展。欧阳修不仅驳斥了世俗所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的本末倒置的错误观点，明确了“非诗之能穷人， 殆穷者而后工”的道理， 而且进一步说明了致“穷”之因， “穷”的种种表现以及何以“穷而后工”的道理，这是司马迁和韩愈所没有论述到的。
“穷而后工”，既是本文立论的纲领，也是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生活的极好写照。
梅尧臣的一生，从“少”到“年今五十”，虽“以荫补为吏， 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馀年”，而后“犹从辟书， 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这是谈圣俞人之“穷”。而后谈圣俞诗之“工”。他“幼习于诗， 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以诗知名后“语诗者必求于圣俞”，他也因为“不得志”，“乐于诗而发之”，所以“平生所作，于诗尤多”;王文公康对他的诗非常赞赏：“二百年无此作矣!”正因为其人“穷”，——因无人举荐“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所以其诗才“工”，——可惜“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
最后，作者交代编次圣俞诗的情况。谢景初编次是在圣俞生前。对于谢景初的编次，因“予尝嗜圣俞诗”而“遽喜”其“能类次”， “辄序而藏之”。欧阳修重编是在圣俞殁后。“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既说明了圣俞诗作之多，也倾泻出对挚友的倾慕之心和哀痛之情。
清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评此文云：“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通篇写来低昂顿折，一往情深。”序文以“穷而后工”为主线，先论诗“穷而后工”的普遍性，次写梅圣俞的诗“穷而后工”，最后提出序意作结，将议论、叙事、抒情糅为一体，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无论议论、叙事、抒情，笔意纵横，挥洒自如， “低昂顿折”，气势极盛。语言平易清新，简洁明畅，跌宕多姿，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的主要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