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旧转变期中的一个文化工作，社会改革者如鲁迅先生，我们任何人都可以研究他。如众所知，就他30年的文笔生涯，正是研究近代文化史的不可少的强有力的佐证。但是， 关于这方面，仅只从作者自身是不够的， 因之有渴求同时代有关系者的阐发。
许季茀先生是鲁迅先生的同乡， 同学。而又从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时见面，长期同就职于教育部， 同执教于各地，真可以算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知己好友。在这种弥足珍贵的情谊之下，我敢于请求许先生写回忆， 谅来不是冒昧的。
他们两位是知交，个性却大不相同。闲尝体察，他们在侃侃畅谈的时候，也会见解略异。首先必是鲁迅先生绷起面孔沈默着。但过不多时，彼此又水乳交融， 毫无隔阂地谈起来了。不但和许先生如此，有时遇见别的老友齐寿山邵铭之先生等也会有此情状的。奇怪的是齐、邵先生等也和许先生一样，稍稍沈默之后又欢快地交谈了。鲁迅先生时常坚信地说： “季茀他们对于我的行动，尽管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我所做的都对。”就这样，他们的友谊互相坚守信赖。就这样，鲁迅先生常常引以自豪，认为生平有几个生死不渝的至友。
有时也会听见鲁迅先生批评许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伪善者的假装所蒙蔽：他相信这人是好的，结果却会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对他。因此时常为许先生操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鲁迅先生的话。因为在女师大风潮发生的时候，坚持拥护杨荫榆暗暗反对许先生的，就是他委以女附中主任的那一位。她有权术威胁那些毕业与快毕业的女中学生，不得不拥护杨荫榆，使转眼之间，从女中转入女师大的同学态度为之丕变;使整个学生团体立刻分裂为二。
然而许先生的忠厚却赢得鲁迅先生的友情。不，他们互相的忠厚，真诚地遇见了。许先生一生朋友中，毕竟还有鲁迅先生其人在内，因此又可以说鲁迅先生的操心是过于仁慈了。只要把握着这份友情，其余何足道呢?他们像友爱的亲兄弟般相处，同仇敌忾，一见于对章士钊的暴谬，再见于广东中山大学的辞职，无患得患失之心，惟大义懔然是见，求之古人，亦不多遇，世情硗薄之秋，到此顽廉懦立了。
被五四潮流激荡了的青年， 求知心是非常迫切的。不甘于初师毕业了此一生的我， 原希望入大学， 而被经济限制了， 转而投入女师大， 因此幸运地得在许先生当校长时滥充一学生。他和蔡孑民先生约定，凡北大有学术讲演，女师大学生可以尽量参加， 而所有教师，也多自北大延聘， 因此把女师大学生的程度无形提高了。这都是由于许先生苦心孤诣的布置。然而挡不住一些拥护女人长女校的醉心之徒的播弄，在我入学校一年之后许先生辞职了。随着北大派的教员也陆续解聘。继之而来的是不孚众望的人物，提高程度马上要相反地受阻遏。在锦绣满身， 以文凭为增饰声价者流自然毫不在意的;然而在千辛万苦，半工半读的自觉青年却觉得是无比的打击。因之风潮一发生，就坚不可拔。而许先生那时也自觉系铃解铃， 非己莫属， 不忍袖手旁观，毅然在师生共同维持的小小局面的宗帽胡同临时学校里担任职务，直至学校恢复， 才始让贤而退。说到这里，我记起许先生说：“鲁迅对人， 多喜欢给予绰号。”确是不错。我的脾气，平常是不大奔走师长之门的。但为了学校的事情，需要豫备些官样文章如写呈文之类，我们是不大内行的，有时就迫得跑到鲁迅先生府上去请教。一进门，耳边常听说“害马来了。”四顾又没有旁人，有时许先生却在坐微笑，真弄得莫名其妙。后来听的次数多起来，才猜出是在给我起的绰号。原来杨荫榆把6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开除了，理由大约说是：“以免害群”，于是我们便成了害群之马。直到现在，还在社会做“害马”。
回忆是不轻的沈痛。幸而许先生能在沈痛中淘净出一些真材实料， 为我辈后生小子所不知不见，值得珍贵，而也给热心研究这一时代一个文化巨人的一点真相。就是吉光片羽罢，也弥足珍视的了。除了许先生，我们还能找到第2个人肯如此写出吗?这不但是我私人的感幸。
许先生来信一定要嘱我写篇序。他是我的校长， 是严师， 我不敢，也不配写序的。却又不能重违师命， 为读后记。
1947年9月9日
(《亡友鲁迅印象记》， 上海峨嵋出版社1947年版)
赏析 1936年10月19日，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在他的上海寓所溘然谢世。这无疑是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同时也给他的生前好友们留下了深深的痛切的回忆。
许寿裳作为鲁迅的同乡、同学、知交，鲁迅的逝世给了他感情上以沉重的打击。怀着对好友的无限怀念，他连续出版了几部与鲁迅有关的著作，如《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的思想与生活》、《亡友鲁迅印象记》等。
《亡友鲁迅印象记》 1947年10月由(上海)峨嵋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里，许寿裳以真实丰富的材料，回忆了鲁迅的学习、工作、日常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勾勒出一代伟人鲁迅的成长历程，对研究鲁迅的生平创作和思想发展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篇文章就是许广平应许寿裳之邀，为《亡友鲁迅印象记》写的一篇读后记(跋)。
由于许广平和许寿裳与鲁迅的特殊关系，使得这篇读后记自始至终都洋溢在一种“弥足珍贵的情谊”之中。
许广平“沈痛”地回忆了鲁迅和许寿裳的深厚友谊，这绝不是一般的朋友之情，而是“亲兄弟般”的情谊。在生活中，他们相互关心、理解、宽容，在对待敌人时，又能“同仇敌忾”、“大义凛然”。许寿裳在回忆女师大风潮时曾这样说：“对于这次风潮，先是取旁观态度，绝不愿意与闻的，待到章士钊无端把鲁迅免职，我不能熟视无睹了。”于是他发表宣言，也辞职了。这恐怕就是许广平在文中所提到的“一见于对章士钊的暴谬”吧。至于“再见于广东中山大学的辞职”，许广平在《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中说： “许寿裳，那位可尊敬的文科教授，在政治上始终与鲁迅合作，……这回认为鲁迅所作所为也是合乎中国人民的要求的，看到鲁迅辞职，他也一起辞去，表示抗议。”我们可以想像，在那样一个国难严峻的环境中，始终能恪守于对朋友的信赖与支持，那是多么可贵的一种品质啊!我国古代有“管鲍之好”、“刎颈之交”、“桃园结义”的典故，那么鲁迅和许寿裳的情谊难道不可以与之媲美吗?
许寿裳对许多人来说，并不熟悉或知之甚少，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这篇读后记中读出一个真实可感的许寿裳的形象来。文中的许寿裳性格忠厚，脾气温和，对朋友坚守信赖、理解和支持，对鲁迅的行为，虽未必一起去做，但总是无条件地承认他做得对，对敌人则无所畏惧，大义凛然，无患得患失之心，但又容易被伪善者蒙蔽。作为女师大校长，允许学生参加北大的学术讲演，聘请北大教师，坚持兼容的办学方针，在女师大风潮中，不脱避责任，不计个人得失，支持学生的正义行为。这一成功的人物形象是在叙述与鲁迅先生的关系中完成的，因而也更衬托了二位先生人格的伟大和他们之间友谊的非同寻常。他们处世、交友之道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