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花种竹自古以来为人们所乐爱的事，它能培养高尚的情操，深厚的修养， 因为蕴藏着文化在其中， 苏东坡说过：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讲得太风趣而有深意啊! 肉似乎人必需的东西，但在他看来竹比肉更需要，发现精神文明有时比物质文明更突出。我是爱竹成癖， 不但疏影当窗， 而且描容说情， 对它真是缠绵一生，竹如是， 其它的花木同样亦是视同知己。我总有这样的感觉，室内无花，斋前无绿，其寂寞枯燥太令人难受了。有了这些红情绿意，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感情滋生了，我不但可以欣赏千姿百态，我可以挥毫写生，我可以歌咏篇章，我可以因花木而高吟前人的诗词，境界太美了， 可以说花木为我解忧寄情， 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世界上的事物， 是可以由此及彼， 往往从一点能引申到无穷东西。就养花而论，真可说是一门学问，科学家有科学的角度， 文学艺术家有文学艺术家角度，我似乎有这样的看法，从一种角度去观赏，总觉得如文章一样不完篇。因此我们将两者携手起来，不是更完璧了吗?这样既能有很好的栽培、美丽的姿容， 同时产生了诗情画意，从而得到文化享受。当然要达到这样完美的要求， 是需要多方面的熏陶， 潜移默化中慢慢地渐入佳境。于是我们很有必要出版一些关于这类的书籍。赵正达同志他是位有心人， 看到了这一层， 花了三年的工夫， 写成了《中国花卉盆景全书》一书，既包括了花木的栽植， 整枝造形， 以及配盆， 安架等诸方面， 尤其值得高兴的， 他跨出了一大步， 将文化紧紧地结合了起来，把历代对花木的诗篇，从古籍中爬梳出了， 充实了该书的内容， 既有栽植， 又添品赏， 手此一册， 引人们在批红判白之中，浮现了诗的清味， 雅的享受，这不能不说是高度文化享受了，这中间可以消去俗念凡思， 对身心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既养成高尚的品德， 又使身心健康， 益寿延年， 功德无量。属序于我， 谨以此琐语， 预祝此书成功。我曾说过：“搞好四化，必先绿化，没有绿化，便无文化。”世界进步到现在，绿化与花木欣赏， 已成为文明的象征。则此书之作， 岂非徒然哉。岁阑清寂， 窗前玉容映翠，正水仙亭亭吐芳， 清芳宜人， 顿忘劳生， 想读者必以赘语为非了。

1987年1月22日

(本文录自陈从周《随宜集》，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赏析 陈从周教授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古建筑、园林专家。其“治建筑园林，治诗词，治书画，治昆曲，治考古文物，治种种杂学， 皆能融会贯通，化而为一，所谓文武昆乱不挡，是为大家” (冯其庸： 《帘青集·序》)。他的著述颇丰，除《说园》、《苏州园林》、《园林谈丛》等园林专著外， 尚有诗词集《山湖处处》，散文集《书带集》、《春苔集》、《帘青集》、《随宜集》等，其绘画从师于张大千，亦颇见功底。1987年，陈教授曾寄赠笔者一帧书画：但见修竹一枝，其上书云：“少日风华忆去时，高楼市隐鬓如丝。半生湖海乡情厚，谁识西泠老画师。”

我对从周先生十分崇敬。大概是对园林认识上的一致吧，他称我为“真同道也”，并引为“泉石知己”。“几多泉石能忘我，何处园林不识君”。从周先生与园林真是有着不解之缘，近年更是自诩“以园为家，以(昆)曲托命”了。

从周先生是名家，请名家作序，为自己的论著镶一块宝石，也是常有的事。仅我读过的先生的序文就有24篇，虽非洋洋洒洒之大作，却是篇篇有感而发。文字婉约清丽，含蓄蕴藉，见解独到精辟，意境幽深。《〈中国花卉盆景全书〉序》，便是其中之一。

“文革”前，花卉盆景作为“修正主义”的东西，曾被批判多年，有关著述自然少见。作者赵正达先生“花了三年的工夫”， 于80年代初写成了《中国花卉盆景全书》，正可谓恰逢其时。它对花卉盆景知识的普及，对澄清中国人对养花种草的认识，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该书的特点是将园艺与文化相结合，“既有栽植，又添品赏”，也即文理兼备。面对这样一部“全书”，从周先生欣然命笔，写下了这篇850个字的序。

从周先生说过：“园林固美，述园之文不可无华”。我理解，这个“华”字，不是指词藻的华丽，而是指文采，指行文要有景有情，情景交融，也即有意境。正如王国维所云：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中国花卉盆景全书》序，便具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换句话说，从周先生的这篇序，可谓“披文入情，探幽入微”，形散而意联，高在用平平常常的词语，娓娓道出了作者对“栽花种竹”的切身感受与深刻理解，并从中折射出陈老先生的通达世情的睿智，博识众艺的才学。序文伊始，即以浓浓的诗情景语，道出了栽花种竹的精神功能——“培养高尚的情操，深厚的修养”。接着，便引用了苏东坡说过的一句名言：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从而得出“精神文明有时比物质文明更突出”的结论，达成了序文的立论。

序的前半部妙在作者以“我”为例，如何“爱竹成癖”，对其“描容说情”，“缠绵一生”;如何对“其它花木同样亦是视同知己”，接着便将花木的种种可爱之处，推向了更广更深更高的层次： “……有了这些红情绿意，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感情滋生了，我不但可以欣赏千姿百态，我可以挥毫写生，我可以歌咏篇章，我可以因花木而高吟前人的诗词，境界太美了，可以说花木为我解忧寄情，不可一日无此君了”。如此一段情意缠绵的景语，便把作者自我融进了人生艺术化的意蕴之中，并动人以情地阐发出人生的艺术真谛和哲理旨趣，读来身感同受，颇多意趣，同时使读者也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了“红情绿意”之中。

序的后半部分，作者透过触类旁通的艺术手法，指明了文理应该相同的道理，并以引申出“全书”出版的必要及其主要特色，且针对书的主要特色给予了高度评价： “手此一册，引人们在批红判白之中，浮现了诗的清味，雅的享受，这不能不说是高度文化享受了，这中间可以消去俗念凡思，对身心健康起了积极的作用，既养成高尚的品德，又使身心健康，益寿延年，功德无量。”至此，文章自然而然地也就起到了推荐的作用。

序文末尾，作者进一步提出了“没有绿化，便无文化”的观点，并再次强调了绿化与花木欣赏“已成为文明的象征”。这样，作者推荐的这本“全书”，也就是“岂非徒然哉”了。序文以“岁阑清寂，窗前玉容映翠，正水仙亭亭吐芳，清芳宜人，顿忘劳生，想读者必以赘语为非了”作结语，将序文重新引入景情交融的境界，细细品味， 自可得一番趣味。

文章都是有情物。从周先生的序，有感而发，有情而抒，读来有诗情在，有画意在，有真言实语在，这就构成此序“独抒灵性，其为人为我，无复可分，自成一家言”(冯其庸：《帘青集·序》)的艺术特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