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成稿、付印到和读者见面，经过许许多多曲折过程，前后拖延了约17年。工作前期的进行， 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组、美工组等诸同事的辛勤劳动分不开。图版初次制版排样，原财经出版社老师傅的工作热情及高度责任感，也做出显明贡献。但此书能最后得以完成，实完全有赖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为准备了良好工作条件，并充分给以人力物力支持的结果。就中本院考古所方面人力上协助最多，使增补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若没有这种种帮助和各方面的支援，这本书实不可能如目前样子呈现于读者面前。
从1949年起始，我就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专搞杂文物研究。照规矩， 文物各部门都得懂一点。经常性业务，除文物收集、鉴别并参预一系列新出土文物展出外，兼得为馆中绘制历史人物画塑提供些相关材料。还必须面对群众，尽力所能及， 为外单位科研、生产和教学打打杂，尽点义务。我名分上属于陈列组，事实上任何一组有事用得着我时，我都乐意去做。虽感觉到能力薄， 牵涉问题广泛，工作复杂且繁琐， 用力勤而见功不大，但是我理会到，若能把工作做好，却十分有意义。我深深相信， 新的业务接触问题多还生疏， 坚持学个10年20年，总会由于常识积累，取得应有进展的。
近30年新出土文物以千百万计， 且不断有所增加， 为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资料。一个文物工作者如善于学习，博闻约取，会通运用， 显明可把文物研究中各个空白点逐一加以填补，创造出崭新记录。
我就从这点认识和信念出发，在大多数人难以理解情形下守住本职，过了整整30年。尽管前10年比较顺利，各类文物大都有机会经手过眼，数以万计，但是任何一方面， 可始终达不到深入专精程度。随后20年，事实上有大半时间，全国都在各种运动中时断时续度过的。我不问条件如何，除了对本业坚持认真的学习和去为别的有关生产、教学方面打打杂，建建议，尽义务帮点忙，其他什么都说不上。
至于本书由我来编纂整理， 似偶然也并不全是偶然。1964年春夏间， 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个国家的服装博物馆， 因为可代表这一国家文化发展和工艺水平。一般印象， 多是由中古到十七八世纪材料。我国历史文化那么久， 新旧材料那么多， 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编些这类图书， 今后出国时， 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 因推荐由我来做。历史博物馆龙潜馆长，对我工作有一定了解，热情加以支持， 为从美工组安排得力三人协助。由于当作试点进行，工作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 分别加以摹绘。我即依据每一图稿，试用不同体例， 适当引申文献，进行些综合分析比较，各写千百字说明， 解释些问题，也提出些新的问题，供今后进一步探讨。
总的要求，是希望能给读者从多方面对于中国古代衣著式样的发展变化，有个比较明确印象。工作既近于创始开端， 从探索中求理解，做得不够完美是意中事。方法上和判断上若还有少许可取处，能给海内外专家学人以小小启发， 或依据本书加以充实， 或从另一角度，用另一方法进行新的探索取得更大的成就，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因为这份工作的全部完成， 照当时估计，如有10年时间， 不受过多干扰， 又得到工作便利， 继续出若干本不会缺少材料的。
从1964年初夏开始， 由于历史博物馆美工组几位同事热心努力，我对于这些材料包含问题又较熟悉，工作因此进展格外迅速。前后不到8个月时间， 图版200幅，说明文字约20万，样稿已基本完成。经我重作校核删补后， 本可望于1964年冬付印出版。但是政治大动荡已见出先兆， 一切出版物的价值意义， 大都得重新考虑。本书的付印， 便自然搁下来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多久， 这份待印图稿， 并不经过什么人根据内容得失认真具体分析， 就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凡是曾经赞同过这书编写的部、局、馆中几个主要负责人，都不免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本人自然更难于幸免。其后， 于1969年冬我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湖泽地区，过着近于与世隔绝的生活。在一年多一点时间内， 住处先后迁移六次， 最后由鄂南迁到鄂西北角。我手边既无书籍又无其他资料， 只能就记忆所及，把图稿中疏忽遗漏或多余处，一一用签条记下来，准备日后有机会时补改。1971年回到北京后， 听一老同事相告， 这图稿经过新来的主任重新看过，认为还像个有分量图书，许多提法都较新， 印出来可供各方面参考。因此把图稿取回， 在极端恶劣工作条件下， 约经过一个月，换补了些新附图， 文字也重新作了修改， 向上交去。可是从此即无下落。一搁又是四五年。其时恰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事看来也就十分平常， 不足为奇了。
直到1978年5月，我调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工作上得到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全面支持， 为在人力物力上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给予了不少便利条件。遂在同年10月，组成一个小小工作班子，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本书图稿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首先尽可能地运用和增加许多新发现的文物资料， 同时还改订添写了不少原有的以及新的章节，使全书约增至25万字左右，新绘插图150余幅， 于1979年1月增补完成， 即交轻工业出版社印行。此后又联系了几家国内外出版社，几经周折，最后才交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值得令人怀念的，是齐燕铭先生、龙潜先生、刘仰峤先生。三位都在“十年浩劫”折磨中因伤致病， 已先后成了古人。尤其是周恩来总理， 已来不及看到这个图录的出版，我觉得是极大憾事。这本书如对于读者还有点滴可取处，首先应归功于他们几位对这个工作的鼓励和支持。
本书在增改过程中还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经常关心， 以及湖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对外文展办公室、中央美术学院、音乐研究所和荣宝斋等文物、学术机构与友好，各方面充满热情的帮助。其次是直接参加过摹绘、摄影、制版、排印诸位劳动的贡献。至于我个人， 只不过是在应尽职务上，把所学的问题，比较有条理、比较集中持久完成了一小部分任务而已。
1981年5月1日于北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 1981年版。)
赏析 建国以后的沈从文结束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 自1949年开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工作，专搞文物研究。多年的努力，兢兢业业地工作，出版了多种文物考古专题著作。特别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绝作。
这篇后记主要是向读者介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一本书的坎坷经历。原来，这一选题的确定说来话长。早在1963年周总理指示要编一部“中国服饰史”，由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推荐，交给了沈从文担当重任。到1964年，一部包括200幅主图及部分附图、20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完成。经过印刷样书征求意见，计划在1964年冬付印，向国庆15周年献礼。但是此后就是“反修”，“文革”，这本书被打成了“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大毒草，沈从文也受到了批斗。一直到1978年，才有可能将全书修订完成，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书不仅受到国人的重视，也轰动了国际文化界。关于以上情况后记中有真实的交代。
除了向读者如实地说明这本书的出版意义和成书过程，作者还表达了进一步扩展工作的愿望。显示了沈从文先生的一腔热爱祖国、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殷殷赤子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