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好鹜新奇之徒，惑于“现代”之为美名也， 竞竞以“立体”“达达”“表现”诸派相标榜，沾沾以肖似某家某师自喜。肤浅庸俗之流，徒知悦目为美， 工细为上， 则又奉官学派为典型：坐井观天， 莫此为甚!然而趋时守旧之途虽殊，其昧于历史因果，缺乏研究精神，拘囚于形式，兢兢于模仿则一也。慨自五四以降，为学之态度随世风而日趋浇薄：投机取巧， 习为故常;奸黠之辈且有以学术为猎取功名利禄之具者;相形之下， 则前之拘于形式，忠于模仿之学者犹不失为谨愿。呜呼! 若是而欲望学术昌明， 不将令人兴河清无日之叹乎?
某也至愚，尝以为研究西洋美术，乃借触类旁通之功为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而非即创造本身之谓也;而研究又非以五色纷披之彩笔曲肖玛蒂斯塞尚为能事也。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度、雨量，使其生长。拉斐尔之生于文艺复兴期之意大利， 莫利哀之生于17世纪之法兰西， 亦犹橙橘橄林之遍于南国， 事有必至， 理有固然也。陶潜不生于西域，但丁不生于中土，形格势禁，事理环境民族性之所不容也。此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者一。
至欲撷取外来艺术之精英而融为己有，则必经时势之推移，思想之酝酿， 而在心理上又必经直觉、理解、憬悟、贯通诸程序，方能衷心有所真感。观夫马奈梵高之于日本版画， 高更之于黑人艺术，盖无不由斯途以臻于创造新艺之境。此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者二。
今也东西艺术，技术形式既不同，所启发之境界复大异，所表白之心灵情操，又有民族性之差别为其基础。可见所谓融和中西艺术之口号，未免言之过早，盖今之艺人，犹沦于中西文化冲突后之漩涡中不能自拔，调和云何哉?矧吾人之于西方艺术，迄今犹未臻理解透辟之域， 遑言创造乎?
然而今日之言调和东西艺术者，提倡古典或现代化者， 固比比皆是，是一知半解，不假深思之过耳。世惟有学殖湛深之士方能知学问之无穷而常惴惴默默，惧一言之失有损乎学术尊严，亦唯有此惴惴默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某不敏，何敢以此自许?特念古人3年之病必求7年之艾之训，故愿执斩荆棘，辟草莽之役，为艺界同仁尽些微之力耳。是编之成，即本斯义。编分20讲，所述皆名家结构，凡绘画雕塑建筑装饰美术诸门，遍尝一脔。间亦论及作家之人品学问，欲以表显艺人之操守与修养也;亦有涉及时代与环境，明艺术发生之因果也，历史叙述，理论阐发，兼顾并重，示研究工作之重要也。愚固知画家不必为史家，犹史家之不必为画家;然史之名画家固无一非稔知艺术源流与技术精义者，此其作品之所以必不失其时代意识，所以在历史上必为承前启后之关键也。
是编参考书，有法国Bordes氏之美术史讲话及晚近诸家之美术史。序中所言，容有致艺坛诸君子于不快者，则惟有以爱真理甚于爱友一语自谢耳。
1934年6月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三联书店1985年版)
赏析 傅雷是我国深受广泛赞誉的著名文学翻译家。他通晓中外文化，知识广博，对美术、音乐、雕塑等也有很深造诣。1931年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及法语。《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就作于这段时间。我们读这篇序文禁不住赞叹年仅26岁的年轻学者傅雷，如此之敬业、谨严，文章也如此之凝炼流畅、超拔不俗。
作者笔锋雄健情辞激切。序文首先开门见山，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当时“治西洋美术者”乃至整个学术领域存在的误缺弊病。怀着“特念古人3年之病必求7年之艾之训”， “故愿执斩荆棘、辟草莽之役，为艺界同仁尽些微之力耳”的敬业热情，他对他所认识到的学术上的弊端补救匡正的实际举措，就是他的著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针对“年来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美术之理论及历史者寥寥”，出现的“好惊新奇之徒”与“肤浅庸俗之流”或趋时或守旧皆“昧于历史因果” “拘囚于形式”的情况，作者在他“编分20讲，所述皆名家结构”的著述中，对绘画雕塑建筑装饰美术诸门学科都有精心摄取;并且涉及时代与环境，阐明艺术发生发展的因果渊源;把历史叙述与理论阐发兼顾并重，揭示出研究工作之重要。主张艺术家熟稔“艺术源流”与“技术精义”，使作品具备时代意识、历史价值。他在著述中“间亦论及作家之人品学问，欲以表显艺人之操守与修养也”，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内容包含着对“自五四以降，为学之态度随世风而日趋浅薄”， “投机取巧习故为常”， “以学术为猎取功名利禄之具”的奸黠之辈的规劝与警示。作者批评比比皆是的对学问一知半解、不假深思者，而赞叹惴惴默默、孜孜矻矻有学殖湛深之士。
致学于东西艺术，傅雷的核心主张一个是研究，一个是创造，二者紧密联系。他认为研究西洋艺术， “乃借触类旁通之功为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非即创造本身之谓”。认为国与国之间艺术各有其特点，不可一味模仿。应该“撷取外来艺术之精英而融为己有”， “经时势之推移，思想之酝酿，而在心理上又必经直觉、理解、憬悟、贯通诸程序，方能衷心有所真感”， “以斯途臻于创造新艺之境”。这两点是研究西洋艺术所不可不知的。他还谈到关于融和东西艺术之口号，未免言之过早;只有透辟理解了西方艺术才谈得上去创造。这些观点即使在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艺术界面临而未曾解决的课题，作者见解之精辟，洞察之深刻，在当时及现在无疑都颇具启示性。
傅雷这篇序文字字千钧、语语精辟，读之不仅理论上颇得教益，作者“爱真理甚于爱吾友”的学术精神也令人十分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