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门四友②,惟山谷学不纯, 师东坡, 事之, 隐然敌国。文章气节之外,戒行精洁,平生罪过比于露坐科头③者,祗小艳词耳。此真东坡之所畏④。其为文仿《兰亭叙》⑤,题跋书画, 寥落短篇, 出于刘义庆《世说》⑥。虽偏师取奇, 皆超出情量⑦,动中肯綮⑧,而广川之藻, 长睿之博,顾不无逊席焉。亦得坡公薰染力耳。
当宣和时党禁⑨,苏、黄及其翰墨,凡书画有二公题跋者, 以为不祥之物, 裁割都尽, 乃以进御,盖论世者兴嗟焉。岂知五百年后,小玑片玉,尽享连城,如侍御杨公裒成此集也耶⑩?
山谷尝为子弟言: “士生于世, 可百不为, 惟不可俗, 俗便不可医也。”(11)恰大节而不可夺者不俗也。宋人之以为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结集也, 医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作书画观矣。
(康熙裕文堂本《容台集》)
注释 ①苏黄题跋——苏轼、黄庭坚在诗词之外,尚有一些精致的题跋小品文字,以讨论书画艺术者居多。②苏门四友——即“苏门四学士”,指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③露坐科头——露天而坐,不戴帽子,这里有显露之意。④畏——敬服。⑤《兰亭叙》——即王羲之的《兰亭集序》。⑥《世说》——指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多记遗闻轶事,以短小精悍、言简意丰为特色。⑦超出情量——突破常情的界限。⑧肯綮——筋骨结合的地方。比喻要害、最重要的地方。⑨“当宣和”句——宣和,宋徽宗年号(1119—1125)。宣和五年秋与次年冬,宋徽宗两次下诏,严禁苏黄文集。⑩“如侍御”句——杨公,生平未详。侍御, 侍御史,官名,明清时仅有监察御史一种。裒(pou),聚集。(11)“士生于世”句——语出《书缯卷后》。
赏析 苏黄的诗词见称于世,均开一代之风,为后人景仰不已。诗词之外,亦有一些精致工巧的题跋文字,品诗、论画、研摹书法,多有独得见解。虽属小品短制,但意趣深远,颇为难得。明人董其昌工于书画,早年临摹苏黄笔迹,研其画法,得其文墨意旨,深知苏黄题跋的价值。但在此序中,董氏并未直接论及苏黄题跋成就之斐然,影响之深远,而是单刀直入,以平实的文笔,追述山谷小品的风格源流,褒扬其“不俗”的艺术品格。苏黄题跋所遭遇的禁而复出的历史变迁,正是其艺术魅力的绝好证明。作者借此既肯定了苏黄文字的价值,也赞扬了杨侍御结集矫俗的不俗之举。
黄山谷师从苏轼,但并不抱守苏门戒律,而多有出新,以致其成就之高与东坡相埒,并称“苏黄”。山谷为人为文力倡“不俗”,刻意追求“俗裹光尘合,胸中泾渭明”的理想人生境界和超然免于流俗的奇崛文风。这种处俗而不俗的艺术追求,来自于深厚的品德修养。山谷圆融儒释道三家,内刚而外柔,故其一生耿介兀傲,持节守正,处变不惊。董其昌称其“戒行精洁”,不为妄言。文为人之貌,人是文之本,山谷以“不俗”立世,故为文多有“奇思、奇句、奇气”。其文以意胜,致思高远,常有不落常格、出人意表的奇思妙想。尤其题跋文字,谈艺论文,涉笔成趣,短章隽语,意味深长,多慧心解悟之论。董氏以《兰亭叙》、《世说新语》求之,评价可谓高矣。“虽偏师取奇,皆超出情量,动中肯綮”,是对黄文特点的概括,作者得其要旨,一语中的,将黄文刻意求新出俗、以奇致深、雅致警炼的奇崛文风概览无余。为书作序,作如此肯切而简要的评价是必不可少的。董氏之评,不务空言,知人论文,溯其根源,在揭示黄氏风格形成的内因的同时,也点化出师法承传关系所带来的影响。这种说明,使人一目了然。
历史难免有误会发生,但真正的艺术珍品终不会被淹没,尽管它曾经为时俗所贬损或毁谤。相反,其遭遇往往愈是曲折,而当其被重新发现之时,便愈是光彩夺人。苏黄的题跋文字便是如此。宣和遭禁时,世以之为不祥之物,裁割都尽。苏黄文字因政治之故被之以祸,令时人惧,弃之犹不及,何谈聚集成书?而时过境迁,经历了历史的淘洗,其价值重放异彩, “小玑片玉,尽享连城”。杨侍御适时汇编成集,其意义可谓深远。作者以文的今昔之遇对比,肯定了苏黄文字的价值和杨公的高迈之举,行文中蕴含着无限的历史感叹。序文末段,借山谷之言对此事加以阐发,展开议论,升华了杨公之举和苏黄题跋的社会意义,揭示了此序的本旨。山谷此言,实为其立身之本。持节守正,是为“不俗”;慑于党祸,视之为不祥,则俗矣。今杨公之举,实为一种矫俗医俗的良方。正是基于此,苏黄文字便有了丰富的题外之旨,不能仅作书画观赏。简短几笔,旨意尽出,可见作者文字功夫之练达。
寥落短序,有评、有叙、有议,既达到了为文作序之一般,又有深远惊人的立意,真正体现了“寓奇于平,化拙为巧”的不俗功夫,与苏黄题跋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