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叔^①曰：“汝曹胜流^②，惜胸中书太多，诗文太好，若能不读书，不作诗文，便是全副名士。”余怃然^③曰： “快^④哉!快哉! 非子不能为此语， 非我不能领子此语。惜忌者^⑤不解，使忌者解此语，其欲杀子当甚于杀我。然余能善子语，决不能用子语。子持子语归， 为子用，吾异日且用子语。”数日后，举此示友夏^⑥。友夏报我曰：“长叔语快，子称长叔语尤快， 仆称长叔与子语快者，语亦复快。”

夫以两人书淫诗癖^⑦，而能叹赏不读书、不作诗文之语， 则彼能为不读书、不作诗文语者，决不以读书、作诗文为非也。袁石公^⑧有言： “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此语与余颇同。昔人有问长生诀者，曰：“只是断欲。”其人摇头曰：“如此， 虽寿千岁何益?”余辈今日不作诗文，有何生趣?然则余虽善长叔言而不能用， 长叔决不以我为非;正使以我为非， 余且听之矣^⑨。

( 《隐秀轩集》， 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版)

注释 ①李长叔——作者的朋友，生平不详。②汝曹胜流——你们这班名士。汝曹，你们。胜流，名流。③怃(wu)然——茫然自失貌。④快——痛快。⑤忌者——指那些心胸狭窄、妒贤忌能的正统文人。⑥友夏——谭元春(1586—1631)字友夏，明竟陵人，著有《谭友夏合集》。与钟惺同为明末“竟陵派”领袖。⑦两人——指钟惺与谭元春。书淫诗癖，指酷爱读书写诗。⑧袁石公——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又号六休，湖广公安人，明末“公安派”代表人物，著有《袁中郎全集》。⑨余且听之矣——我姑且听任他批评指责吧。

赏析 钟惺一生嗜书如命，勤于笔耕， 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可以说，读书和写作构成了他的生活的两大基本内容。本文以饶有趣味的对话形式阐明的也正是这一点。

文章起笔道：“李长叔曰： ‘汝曹胜流，惜胸中书太多，诗文太好，若能不读书，不作诗文，便是全副名士。’”在明代中晚期文坛，承魏晋名士之遗风， “名士”风习成为一道颇为引人嘱目的士林景观。这些名士往往恃才傲物，率性任情，鄙弃礼法，讥讽道学，放浪形骸，狂傲好名，欲与正统文坛分庭抗礼，深为道学先生所不容。清初人汪琬曾告诫其子“宁为学究，毋为名士”，名士们受讥评于正统文人的情况从此语中可略窥一斑。其实， 明代社会对名士们也不乏赏识之人，名士们在主流文人之外也享有着崇高的声誉，他们“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名士的这等风光无疑对当时的文人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使得许多人竞相效仿。即使正统文人内部，他们中的不少人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名士们口诛笔伐，诟病交加;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名士们的才情所折服，击节赞叹。名士们就生存于这样一种既风光无限又为主流文化所排抵的尴尬境地中。李长叔此语无疑将作为正统文坛竟陵一派领袖的钟惺置于一种两难选择中，是纵情于诗酒风流， 争得一个“全副名士”的头衔，还是潜心苦读，笃写诗文?钟惺对此“怃然”作答： “快哉!快哉!”对长叔之说持一种认可甚至是赞赏的态度。

明代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明朝统治者对思想文化的高度箝制使得正统文人远不如任情而为、狂放不羁的名士们活得自由洒脱，钟惺对长叔之语的认同也自在情理之中。然而，钟惺毕竟是正统文化圈中的一员， 他赞同归赞同，但若要他付诸实施却得另当别论了，因而他话锋陡转：“余能善子语，决不能用子语。子持子语归， 为子用，吾异日且用子语。”在“全副名士”与“读书、作诗文”的两相比较、仔细权衡中，他终于无法放弃自己心爱的诗文，这是其“书淫诗癖”的志趣决定的，也是其身份、地位使然。他虽然也为名士们的才情机敏所倾倒，但他终不愿走出主流文化的圈子去傍附名士之风。这里，钟惺玩了个孩童似的小狡狯， 由理论上的认同转为实施上的否定，话语婉转，在否定中又留有余地。这一切，恰是钟惺矛盾心理的反映，欲为名士而不可，欲罢诗文而不能。

钟惺思虑再三，终于为自己找到了自慰并坚定自己选择的理由， “袁石公有言：‘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以断欲以求长生作比，终于坚定地表明“余辈今日不作诗文，有何生趣”?以不作诗文为代价去换取一个名士头衔，就如同断欲求得长生，生趣尽丧。名士可以不作，诗文却不能不读不作。

文章短小精悍，态度从犹豫观望到观点鲜明，从肯定到否定，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话语委婉而暗蕴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