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过去一年间所写的几篇短诗编成了这样一个集子，题上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书名， 在交印的时候， 重读一遍， 自己也觉得有些惊异。病痛的惨叫，狂人的呓语， 不健康， 不和谐的声音，怎样也配不上这时代的坚实的步履。这些病态的诗，狂妄的诗，无非说明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变态心理的行程，说明了一个进步诗人的意识的麻痹和感情的沉溺。你们，散布在天涯海角的关怀我爱护我的友人啊，将会为我惋惜， 对我失望的吧。
就我自己说，这个小集子的出现，也完全出乎我的计划之外。辗转流徙的脚步，忽而停留在西南高原上一个寂寞的山城里。生活静下来了，便想把几年来的感兴溶铸在几个既订的计划中。谁知道自己是这样地无能! 离开了督促和鞭策，便一任寂寞烦燥把自己带进一个可怕的感情的暴风雨中。工作停下来了， 失掉了自持的力量， 病痛的激情要求发泄的孔道，便这样断断续续地写下了这些暴跳如雷的篇章。
我爱这些诗，我舍不得撕毁它们， 只是因为它们是我某一时期的心灵波动的记录，诚恳，坦白而无所隐饰。我写它们，是为了医治自己的病痛的。而当那些扰人的病痛一经移入纸上之后， 理性的门便豁然开朗，我又能以青空明月的胸怀来欣赏生活的喜悦了。
我自然不相信这些诗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不相信它会对读者有了不起的好处。但我之所以不顾友人的劝阻， 仍要把这些病态的诗章发表出来，那是由于我在妄想了一位心理学家的学说。根据那位心理学家的说法，作为病痛的象征的作品，一方面使作者本身因了感情的发泄而获得解脱，一方面也可以使千千万万挣扎在同样的病痛中的读者， 藉此获得移情和解脱的机会。环顾周遭，在阴湿的泥土之上、在窒人的氛围中，果敢有为的青年，有意无意地被卷入小我感情的瘟疫中的， 不知有多少， 同病者倍相怜， 愿我的诗给他们以挣扎的力量。愿我的镇魂的咒语，能帮助那些病痛的灵魂得到安定。只要他们不以过高的尺度衡量这些符咒的艺术价值，我也就心安理得了。
1944年初春，于昆明
(《雷》， 昆明北门出版社1944年版)
赏析 《雷》，收入光未然创作的《午夜雷声》、《野性的呐喊》、《颂歌》等5首诗。是作者在“某一时期的心灵波动的记录”。
1942年，光未然辗转流徙，从重庆来到云南昆明。这时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列强威慑，外寇入侵。民族危亡的阴云笼罩着大地，也翻卷在每一个“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抗战胜利到来前最黑暗、最艰苦时期。光未然作为一个关心政治、投身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几年来一直处于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下，心情自然格外沉重、抑郁。表现出来，就是《雷》所宣泄的苦痛、烦燥的情绪。
其实，这种苦痛和烦躁，作为一种“时代病”，在30、40年代的中国是普遍存在的。随着抗日民族斗争的烽烟四起，中国人民忧国忧民的情感日益峻急和炽烈。多少爱国志士都陷于沉痛、忧愤之中难以自拔。“阴湿的泥土”、“窒人的氛围”，正是滋生“时代病”的绝好环境，黯淡、劣败的现实造就了广泛的灰暗的沉郁心理。光未然在“午夜雷声”中创作的这些诗篇，不过是突破了这种沉郁心理，在“感情的暴风雨”中爆发出的“野性的呐喊”。
感情抒发是消解抑郁心理的一种有效形式。光未然一方面希望能够借助作品的发表来摆脱时代病症的影响，一方面希望“千千万万挣扎在同样的病痛中的读者，藉此获得移情和解脱的机会”。因此，当他一旦从感情泥淖中解脱出来，他就敞开胸怀，严峻地剖析当时的“沉溺”和“迷失”，这足以表现一个进步诗人、真正文艺战士的勇敢和坦率!
跋文写得坦白、诚恳、直率，毫不掩饰战乱时期“时代病”给予诗人的侵袭和统御。感情色彩十分强烈，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