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风雅而降为骚①，而降为《十九首》②，《十九首》而降为陶、杜③，为二李④，其情性不野⑤，神气不群，故其骨骼不庳⑥，面目不鄙⑦。嘻!此诗之品，在后无尚⑧也。下是为齐、梁， 为晚唐、季宋，其面目曰鄙，骨骼曰庳，其情性神气可知已。嘻!学诗于晚唐、季宋之后，而欲上下陶、杜、二李， 以薄⑨乎骚雅，亦落落⑩乎其难哉!
然诗之情性神气， 古今无间也。得古之情性神气， 则古之诗在也。然而面目未识， 而得其骨骼(11)，妄矣。骨骼未得， 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 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
吾友宋生无逸，送其乡人赵璋之诗来， 曰：璋诗有志于古， 非锢于代之积习而弗变者也。是敢晋(12)于先生， 求一言自信。余既讶宋言，而覆其诗，如《桃源》《月蚀》，颇能力拔于晚唐、季宋者。它日进不止， 其于二李、杜、陶， 庶亦识其面目;识其面目之久， 庶乎情性神气者并得之。璋父勉乎哉!毋曰吾诗止于是而已也。
至正丁亥(13)九月望在姑苏锦秀坊写。
(“四部丛刊”影鸣野山房钞本《东维子文集》卷七)
注释 ①“风雅”句——风雅，本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小雅》，这里代指《诗经》。骚，本指《离骚》，这里代指《楚辞》。②《十九首》——即《古诗十九首》，萧统《文选》所收十九首汉代佚名文人五言诗。③陶、杜——晋代诗人陶渊明、唐代诗人杜甫。④二李——指唐代诗人李白、李贺。⑤野——不受约束。⑥庳(bei)——低下。⑦鄙——品质低劣。⑧尚——尊崇，注重。⑨薄——迫近。⑩落落——疏阔的样子。(11)“而得其骨骼”句——疑“而”后脱“谓”字。(12)晋——升、进。⒀至正丁亥——即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
赏析 元代是杂剧、散曲兴盛的年代，诗歌成就远逊于唐宋。杨维桢生活的元末诗坛，诗人多效晚唐诗风，脱不出纤弱柔靡之嫌。独杨氏于流俗之外独辟蹊径，格高气足，纵横谲诡，专务新奇。当时赞扬者称之为“铲一代之陋”(贝琼语)，贬斥者讥之为“文妖” (王彝语)。具有“叛逆”性格的杨维桢不为舆论所左右，因为他有自己的追求。这篇序文正阐述了杨氏的论诗宗旨。
杨氏论诗看重“面目骨体”与“情性神气”。“情性神气”是人之根本，亦即诗之底蕴，而“面目骨体”则是人之枝叶，亦即诗之外观。性情、神气、面目、骨体，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面目未识，而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而其中尤推“情性神气”。若学古诗， “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运用比喻，形象生动，切中要害，能于当时诗格卑下的大气候中出奇制胜，独高一筹，实为可赞。
作者并未就此罢休，接下来居高临下，高瞻远瞩，历数诗史，以自己的标准做出相应的判断与评价。他认为，诗格随时代而变化，正如“风雅而降为骚，而降为《十九首》， 《十九首》而降为陶、杜，为二李”，这些都是诗中之精华，以至“在后无尚也”。字里行间充满时代精神与危机意识，更是超越时代，穿越时空，发言立远，直陈时弊。
可信的例证更与鲜明的论点相辅相成，有理有据，血肉丰满，可谓既得“性情神气”，又得“面目骨体”。作者为人写序，名为勉人，实则自勉。于元末杂剧、散曲勃兴，诗坛沉寂之时发此至理，实为难得，颇能收到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杨维桢认为，从风雅而后，至唐之二李为下限， “此诗之品，在后无尚”，齐梁、晚唐、季宋，则面目已鄙，骨骼已卑，就不足效法。他虽然没有像明代的前后七子明确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但其旨趣是一脉相通的。他的复古倾向，他所追慕的目标，确实启迪和影响了前后七子的诗论。在晚宋江西派、江湖派诗风已成强弩之末以后，元代诗人转向学习晚唐。杨维桢把目光投向“陶、杜、二李，以薄乎骚、雅”，针对当时卑下的诗风提出向上一路的要求，不仅为元末诗坛吹进一股新鲜空气，也打破了当时诗歌理论批评的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