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小册子里所收7个短篇，算是1932年的“成绩”，及格不及格当然由读者先生们来评定。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对于几位朋友的谢意。

如《蜜蜂》的写成，得谢谢那些小朋友，不和他们混得很熟，我写不出这篇东西。《仇恨》曾易稿一次， 第一次写成的更不成话， 由一个“我的朋友”指出了许多坏处， 重写一遍的。

有许多朋友则和我随便谈，和我批评，我感谢他们的好意。只是有一个朋友是法朗士式的批评， 那可叫我无法学乖。还有一种批评方式我也不能服从：像那个“我的朋友”某先生(他没胡适博士那么有名，甚而至于从没写过半页文章， 只是嘴里那么随便谈谈而已)，他只是说某篇“行”， 某篇“不行”， 并不说什么理由。他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式， 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这个圈子哪儿来的?为什么要拿这圈子套?为什么套不合式?没有说明。这一种廉价的演绎法使你摸不着头脑， 因此你也无从信服。幸而这位“我的朋友”不是批评家。

此外， 则我从他们嘴里知道了我自己的那些短处，缺点，使我能注意到这些而想竭力避免它。

还有，常常有些朋友对我所写的东西各有各的看法，都和我的原意是两回事， 甚或相反。

因此也有些读者先生在骂我。这当然是我的错：那些还没矫正过来的缺点使我的笔把原意滑走了样子。这小册子里所收的几篇也如此。假如我在这里把每篇都解释一下如何?那是可笑的：读者先生们当然只凭你已写出的东西去看。道出了你的原意就能挽回你的失败不成?

那么我在这里留下一个空白来，让读者先生们和“我的朋友”们去填罢。

1933年2月。

(选自 《现代出版界》，1933年5月1日第12期)

赏析 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先生振聋发聩的一声呐喊“救救孩子”，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开端。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坚持为孩子们写书、进行创作的作家寥若晨星，而张天翼是其中灿烂的一颗。从1932年起，他开始精心地为孩子们创作，写出了《奇遇》、《蜜蜂》、《大林和小林》等。解放后， 《罗文应的故事》曾获1953年全国儿童文学艺术一等奖。

《蜜蜂》自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蜜蜂》的完成，与作家和小朋友的密切交往有着直接关系;二是关于文艺批评的问题。张天翼在《从人物出发及其他》一文中曾说过：“不要以为写大人才需要生活，写儿童文学就可以不必了，其实同样需要深入到孩子们的生活中去。”这是作家的经验之谈，所以他说“不和他们混得很熟，我写不出这篇东西”。张天翼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受到广大少年儿童们的由衷喜爱，恐怕正是由于作家写出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和他们的生活贴近。正当文坛被普遍流行的感伤主义情调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化小说所充斥时，张天翼儿童文学的创作的出现，给文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活泼的气息，很快便拥有了大量的读者，孩子们马上发现了这一片纯洁而鲜亮的天空。张天翼在儿童精神食粮的贡献方面甚于他整个著作的价值。他在充满着“新四书五经”的儿童读物中，陆续地写出了不少健康向上的童话。

再就是关于文艺批评的问题。搞文艺鉴赏仅凭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像序言中“我的朋友”那样，不能说出什么理由，便拿圈子去限定某篇文章“行”还是“不行”， 自然叫人无法信服。或者针对作品的文字，或者题材，或者是结构特点等，有理有据地说出个所以然来，才能让作者本人同意，帮助作者进步。张天翼进行文学创作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即使别人的意见他一时还难以接受，可他还把读者不欢迎的地方统统称为自己的“短处、缺点”，并想竭力避免它。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正是如此，文学形象的多义性，不同的读者自然各有各的看法。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一回事，别人如何理解又当别论。张天翼却说“这当然是我的错”，这实在是对自己的苛责。现实人生是发展的，读者的认识和欲望也在变化着并和人生一起前进着的。现实主义作家当然也是在时时发展的。读者常常是向他们喜爱、关注的作家提出新的要求，有着关切的批评。因此，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件乐事，值得高兴。

《 <蜜蜂>自题》作为一篇序言，写得可谓别具一格。作者抛开有关作品内容的介绍，也不叙述写作的缘由和感慨，而是从“谢意”上起笔，围绕着创作和批评做起了文章。难怪有人称张天翼为“文字的漫画家”，你看他写“我的朋友”某先生， 几笔勾画，一个活灵活现的评论家跃然纸上，生动而传神。而朴实的文风又正如作家那朴实、平易的人格，读起来使人感到非常的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