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箫此集存在我的乱纸堆里已两年半了， 那时本想为找一出版处，恰逢大战突发， 印刷困难， 遂尔搁置。幸而这个稿本随我留此，否则也要与我的存书同一命运——即免劫火，定遭散失。现在它能有与阅者相见的机会殊不容易。
伯箫好写散文， 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这是我一向素悉的。他与何君同校任教，尤有交谊，现在听说都在瘠苦的荒地服务。伯箫自从领导一校青年流离各地以后， 曾数在前方尽文人的义务。奔走，劳苦， 出入艰难， 当然很少从容把笔的余暇。然而在大公报文艺栏上我读到他的文艺通讯， 不但见出他的生活的充实， 而字里行间又生动又沈着， 绝没有闲言赘语， 以及轻逸的玄思， 怊怅的怀感。可是也没有夸张，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时代八股的格调。生活是解剖思想的利器，经验才是凝合理智与情感的试金石。写文字，文才固居第一，但只凭那点“文才”， 不思， 不学，其结果正是所谓非“罔”即“殆”。怎样方能开辟出思的源泉备办下学的资料，还不是要多观察， 多体验， 多懂人生那几句常谈?不必说当此水深火热的时代，就在平时，如果只隐伏于自造的“塔”上，徒凭想像的驰骋;徒炫弄文词的靡丽，至多也不过会涂几笔呆板彩绘的工细山水， 或写意的孤松怪石罢了。……伯箫好用思， 好锻炼文字，两年间四方流荡，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他的新作定另有一样面目。——我能想到不止内容不同，就论外貌，也准与这本《羽书集》有好大区别。
在这时，使伯箫的旧作与读者相见， 看看作者那时的心情与对一切的体认， 文章虽旧，似也无妨。何况多少热情早在平静的生活中埋伏下日后开花结实的种子。
回想作者写这些文字时，我少不了与他有晤面的机会。那软沙的海滨;那黑石重叠的山谷;那大公园的海棠径上;那个小小的庭院中，——饮“苦露”(酒名)，斟清茗。或当风雪冬宵烧饼铺外的匆匆招呼;在炫彩的碧波上隔日相遇;在老舍的二簧腔调的猛喊之下，彼此纵笑。现在——，现在， 不需说甚么感伤话， 然而凡记得起的熟人，那个不曾捧一份真诚心愿，切望着总有一天大家从历劫的挣扎后再得欢颜相向?纵使头发白了多少，皱纹多了几条， (其他的损失当然不必计算)算甚么呢!
我为伯箫此集写几句话， 向未来先付下约书：——不为个人与个人间的私谊， 而是每一位在苦难里打过滚的中国人的共同希望。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还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饮，从容写文的“未来”在!
(《羽书》， 桂林文化出版社1941年版)
赏析 吴伯箫被人称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另外七位是杨朔、刘白羽、秦牧、巴金、孙犁、柯灵、贾平凹)，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羽书》是吴伯箫早期的一个散文集，1941年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吴伯箫1932—1936年的散文18篇。
所谓羽书，又叫羽檄，通俗地说，就是插鸡毛翎子文书，用以表明文书的紧急程度。它最早见于《史记》中的“以羽书征天下兵”，本书之所以叫做《羽书》，是以其中一篇《羽书》的文章来命名的，似无另外的意思。
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文研会的主张是“为人生”的。他们在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中明确提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因而王统照在评论吴伯箫的散文时也体现了为人生的主张。他说， “生活是解剖思想的利器，经验才是凝合理智与情感的试金石。写文字，文才固居第一，但只凭那点‘文才’，不思，不学，其结果正是所谓非‘罔’即‘殆’。”在王统照看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它不仅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丰富多彩的素材，而且还担负着培养作家的思想感情，解剖其思想感情的职能。作家只有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从生活中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和情感，其作品才会有坚实的内容和真切的情感。因而写作不能仅靠文才，如果没有生活做基础，一切作品就会成为单纯的文字游戏，于人生毫无意义，其价值自然也不会长久。一件完美的优秀的作品，应该是有充实的生活内容，有作家的真切情感体验，有优美的形式和漂亮的文字。依此标准，王统照对吴伯箫的散文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吴伯箫的文章“不但见出他的生活的充实，而字里行间又生动又沈着，绝没有闲言赘语，以及轻逸的玄思，怊怅的怀感。可是也没有夸张，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时代八股的格调”。可见，王统照既反对像周作人等人隐伏于自造的塔里，或沉缅于镜花水月似的幻梦中，徒凭想像的驰骋，写一己之悲欢忧伤，徒炫弄文词的靡丽，脱离时代和生活的作法;也反对那种看似生活内容充实，却是为了某种意图或观念编造生活，反映所谓的生活本质的虚假的公式文章。而这两种倾向，在当时的文学界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王统照作为“人生派”的作家，不能不对这两种倾向做出反应。
1941年中国正是内忧外患严重的时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统区的广大进步人士生活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人们渴望抗战胜利，渴望祖国和平，王统照在序文的最后抒写了“每一位在苦难中打过滚的中国人的共同希望。”——那就是“我们应该还有更明朗，更欣慰，更可以把杯痛饮，从容写文的‘未来’在!”作者的愿望最终不是已经实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