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纱灯”，把它送到世间的光明中，会它底旧相知，或是抛在黑暗的一隅，任它埋没在忘却里——我全无一定的成见，但是，经过大半年的逡巡，卒之诞生出世了。
“舐犊情深”，这样本能的感情，对于此诗集的出世，不来当“产婆役”，只有创造社的厚意，给这畸形的小生命安产出来了。应该鸣谢的。
你们会看见小鸟停在树梢振落它的毛羽，你们也知道昆虫会脱掉它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
此集中，尽是1926年间的作品。
1927年9月7日著者识
(《红纱灯》，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4月出版)
赏析 治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对冯乃超应该说都不会陌生。作为后期创造社骨干， “左联”创始人之一， “左翼”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他的“业绩”一般人是耳熟能详的。他的提倡无产阶级艺术，论艺术的阶级性，与梁实秋的笔战，以及由于政治、理论上的不成熟，而错误地对鲁迅、郁达夫、叶绍钧等施以嘲讽和攻击，也都是人所熟知的。但对作为诗人的冯乃超，对他大革命前的生活和艺术经历，恐怕就少有人有深切地了解。
冯乃超的少年时代是在岛国日本度过的。他的祖辈侨居日本，是当地著名华侨领袖。冯乃超自小就受到爱国思想教育。1919年祖国大陆发生的五四运动，也给了他以积极影响。但1923年后，由于日本关东大地震，家业破败，而在国内也进入五四后落潮期，冯乃超一度迷恋神秘主义雨田哲学，欣赏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并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那些发表于《创造月刊》和《洪水》，后来结集为《红纱灯》中的诗作，遂表现出强烈的“高蹈”作风和象征主义倾向。诗人咏叹青春、爱情、生命，可没了五四诗人的蓬勃气象和乐观信念，流溢着的是一股幻灭、感伤以至颓废的情绪。诗人同时赋予它们以华美的“外衣”，音韵和谐，色彩浓丽，意象鲜明。
朱自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集时，曾选录了诗人这一时期的9首诗作，并在“导言”中加以评述：“冯乃超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但随着国内大革命渐进高潮，诗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人生追求和艺术趣味也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冯乃超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我还没有爬到冲入云霄的山巅， 已经滚到大地上面来了”(《我的文艺生活》)。
写于1927年9月的《红纱灯》序，一方面对“这畸形的小生命安产出来了”表示了不无欣喜，因为这毕竟是他生命的见证，至于它的命运一时当然还无法预见：“‘红纱灯’，把它送到世间的光明中，会它的旧相知，或是抛在黑暗的一隅，任它埋没在忘却里——我全无一定成见”;另一方面则是表示了向往昔的告别：“你们会看见小鸟停在树梢振落它的毛羽，你们也知道昆虫会脱掉它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一个新“我”正是在这种蜕变中更生的，它表明诗人勇于同旧“我”诀别的精神。当然，如果挑剔起来，这些比喻又多少有些蹩脚，因为这个蜕旧变新的过程是绝不会同鸟儿振落羽毛，昆虫蜕掉它的旧壳般轻松、彻底，试看鲁迅《野草》 中的《墓碣文》写自我解剖是何等痛苦、惨烈，这是否暴露出诗人对这种“蜕变”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