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与爱国
——纪念三月十八
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诗刊》就诞生了，本是碰巧的事，但是谁能说《诗刊》与流血——文艺与爱国运动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
“爱国精神在文学里，”我让德林克瓦特讲，“可以说是与四季之无穷感兴，与美的逝灭，与死的逼近，与对妇人的爱，是一种同等重要的题目。”爱国精神之表现于中外文学里已经是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了。爱国运动能够和文学复兴互为因果，我只举最近的一个榜样——爱尔兰，便是明确的证据。
我们的爱国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何尝不是同时发轫的？他们原来是一种精神的两种表现。在表现上两种运动一向是分道扬镳的。我们也可以说正因为他们没有携手，所以爱国运动的收效既不大，新文学运动的成绩也就有限了。
爱尔兰的前例和我们自己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两种运动合起来便能够互收效益，分开来定要两败俱伤。所以《诗刊》的诞生刚刚在铁狮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却希望大家要当他不是碰巧的。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同是一个热烈的情怀，犀利的感觉，见了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中。这是不是不近人情？我并不要诗人替人道主义同一切的什么主义捧场。因为讲到主义便是成见了。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诗人应该是一张留声机的片子，钢针一碰着他就响。他自己不能决定什么时候响，什么时候不响。他完全是被动的。他是不能自主，不能自救的。诗人做到了这个地步，便包罗万有，与宇宙契合了。换句话说，就是所谓伟大的同情心——艺术的真源。
并且同情心发达到极点，刺激来得强，反动也来得强，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我们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一部分，便可以在文艺上大成功；若得着死难者的热情的全部，便可以追他们的踪迹，杀身成仁了。
因此我们就将《诗刊》开幕的一日最虔诚的献给这次死难的志士们了！
【导读】
为国流血，国应铭记
此文涉及“三·一八惨案”，很有必要解释一下。
冯玉祥军队得到苏联资助后，实力大增；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隶地区的吴佩孚与奉天地区的张作霖作战）中趁机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此举违反了清末民初所签定的“保证皇室”的契约。）然而冯军兵力不足，不得不联合“皖系”军阀，遂请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冯军与奉军冲突不断。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与苏联敌对的日本，出动军舰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并炮击冯军；冯军还击。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于十六日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
三月十六日、十七日，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召开会议，徐谦领导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决定组织各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抗议，三月十八日上午十时，约五千多人在天安门汇集，李大钊、陈乔年（陈独秀次子，革命烈士）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会后，数百人的游行队伍由李大钊率领，按预定路线，从天安门出发，最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放队伍进去，并让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卫队长下令开枪，死亡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包括两名警察、一名卫兵。死者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
段祺瑞及当时的北京国务院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等五人。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也上了黑名单。徐谦、李大钊等人避入苏联大使馆。（后来，张作霖派军警闯入并逮捕李大钊等。）
鲁迅称这一天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写下名文《记念刘和珍君》。
闻一多在此文中提出了“以文艺爱国”的主张：“见一片红叶掉下地来，便要百感交集、‘泪浪滔滔’；见了十三龄童的赤血在地下踩成泥浆子，反而漠然无动于中。”至今重读，仍为感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