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探索者致敬——闻一多其诗其人
请你先看这首小诗：
率真（节选）
莺儿，你唱得这么高兴，
你知道树下靠着一人是为什么的吗？
鸦儿，你也唱得这么高兴，
你不曾听见诅骂的声音吗？
这是小学生的口头创作吗？不是，这是闻一多的作品（闻一多诗集中有很多类似的作品）。读者可能哑然而笑或捧腹大笑，但是，我要郑重地说：我们应该向探索者致敬，因为当时正处在白话诗的开创时期。
没有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人的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就不会有今天白话诗的丰姿万千。（当然，如果你想学习诗歌创作，最好不要从闻一多、徐志摩等现代诗人入手，你应该直奔当今着名诗人的着名作品。）
作为在中国诗歌史上坐过前排金交椅的闻一多，其诗歌自有特色：
一、重视意象，重视想象。其创作的思乡诗、爱情诗等等，常常抓住一个或几个意象，并由此放开想象，展示鲜明的画面。
二、立异出新，力求突破。闻一多学贯中西，治学认真，他对中国的新诗从形式到意象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寻新或变形。如着名的《死水》，就是以美写丑，庄谐并生。
三、情感浓厚，物情交融。他的诗，无论是写悲或喜、怒或静、雅或俗、春温或冬冷、生活或艺术、农村或城市、中国或外国、爱国或相思、抨击或调侃……无不诗从心出。
四、倡导格律，音形并现。他在音节、押韵等方面对新诗格律化做了艰苦的尝试。（这类诗的数量不太多，但影响很大。）
如果我们不得不说其缺点，那些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白话诗人的缺点：表达方式有时过于简单，用词用句有时过于浪费，情感抒发有时过于直白，诗歌形式有时过于固定……
我们再谈谈闻一多的身世与生活。
闻一多（一八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黄冈市浠水县），古典文学研究家、新月派诗人、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门第，五岁入私塾，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一九一二年（十三岁时）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苦读十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终其一生，爱国意识从未离心。他的同学梁实秋回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
一九二二年七月，闻一多赴美国留学，颇感异国之孤独压抑。他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学院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并酷爱诗歌。一九二三年九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闻一多要求出版《红烛》时，版面、体式要和《女神》一样，表现了年轻诗人要与当时新诗坛盟主郭沫若一比高下的雄心。
一九二五年五月回国后，闻一多就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三年之后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诗坛地位更加巩固。一九二八年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其学术研究转向中国古典：由唐诗而汉魏六朝诗，由《楚辞》《诗经》而《庄子》《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艺，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下了惊人的功夫。闻一多自称“东方老憨”，其书案上，有座右铭“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是他写在《红烛》里的警句。他惜时如金、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常常足不出户、人不下楼，同事戏谑：“闻先生，何妨一下楼呢？”后来，闻一多自称“何妨一下楼主人”。
一九三〇年秋，闻一多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邀请，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一九三二年，因大学内部的派系纷争、学生运动而被迫辞职，旋回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回忆：“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学生纷纷到首都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南京政府官员以动员学生当场入伍的方式平息了此类学潮，因为请愿学生几乎无人愿意参军。）青岛大学学生以卧轨方式逼迫火车运送请愿团，造成了社会秩序混乱，校方随后开除几个学生领袖，闻一多于是也被学生们记恨在心。一九三二年，教育部规定全年学程有三门不及格或必修学程有两门不及格者退学，此条例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们先把矛头对准杨振声校长最信任的闻一多，再指向梁实秋，最后再逼向杨振声。闻一多心灰意冷，离开是非之地青岛，从此不做任何行政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战全面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迁到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一些学生与老师自愿组成“湘黔滇旅行团”，花了六十八天时间步行到昆明。这其中就有闻一多。学生在闻一多的带领下，沿途采集到了两千多首民谣，后来编成《西南采风录》。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教授。
着名翻译家、学者何兆武回忆，闻先生上课极有特色：他认为黄昏最有诗意，往往等到黄昏，他才点个香炉，拿上烟斗，前来讲《楚辞》。
其子闻立雕说：“他坐下，掏出烟来，问同学们哪一位抽？同学们当然都不敢抽，就和他客气。然后，他就划上火柴，点着了烟，抽上一口，喷出烟雾，在朦胧的黄昏里，闭上眼睛给大家念‘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真名士’。”
闻一多本对国民政府颇有情感，如“西安事变”时曾公开大骂张学良。但随着抗战的旷日持久，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现实让他失望、愤怒，当时的拉壮丁、虐待士兵、士兵欺压百姓、官员贪腐等现象愈演愈烈。他投身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法制的运动并接受了革命斗争的思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提出“恢复儒家的伟大传统”时，闻一多忍无可忍，多次公开痛斥政府高层人物。学者王瑶说：“闻一多在联大，是同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何兆武说：“闻一多原本是一个白话诗人，后来有点像鲁迅……但他们都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闻一多在课堂上说过：“我们里应外合，把传统的腐朽文化推翻。”此举让不少学生困惑，因为闻一多是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况且，“腐朽”的内涵难以界定。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万分悲愤。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突然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随后在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返家途中，突遭伏击，不幸遇难。凶手是受时任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的指使而行动的。闻一多之死，给当时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火上浇油，在全国影响巨大。
闻一多一向给人以认真刻板、刚强坚韧之印象，其实，他也有幽默的一面。例如，他曾公开说：“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
他与妻子高孝贞（后改名高真，以示革命与全新）的婚姻，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传奇：其婚姻本是双方父母包办的，作为一个热情浪漫、向往自由恋爱的诗人，这场婚姻起初让他懊恼无比、痛苦不堪，婚礼仪式竟是在家里人生拉硬拽之下才勉强举行的。但后来的后来，闻一多与高孝贞相濡以沫，情投意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