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文】·《论辅臣科臣疏》(节选)》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原文】
臣谓皇上可惜者有四。爵禄者，皇上之雨露也。今乃为私门蔓桃李耳，其实公家之荆棘也。皇上之爵禄可惜也。一也。若群臣风靡，皆知受辅臣之恩，不知受皇上恩。岂复有人品在其中乎? 皇上之人才可惜也。二也。辅臣破法与人富贵，不见为恩，皇上之法度可惜。三也。陛下经营天下二十年于兹矣。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有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坏之。皇上大有为之时可惜也。四也。臣为四可惜，钦承圣谕，少效愚忧，伏惟皇上特谕时行，急因星警，痛加省悔，以功相补，无致他日有负恩眷。
【鉴赏】
史家之所以在《明史》中为汤显祖立传，这主要归功于他有“立言”的不朽之举，即就他在万历十九年(1591)所上的《论辅臣科臣疏》而言。此疏引起一时轰动，“顷者汤义仍复有大举。义仍慷慨之声，亦尝闻于先生矣。封事一出，传诵称快，庶凡见奇露颖。”(刘应秋《与张洪阳先生》)。本书所节选的一段，历来广被征引，论者以为“他才给万历朝的统治作了一个清算”(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下同)。因此，在《明史》本传中，这一奏疏的内容便整整占据一半的篇幅，其摘要可见此疏全貌：“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想悔过。’”疏中所涉的人和事，徐朔方先生在《汤显祖全集》笺注中曾做过大致梳理：
“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指的是张居正当权时，兵部员外郎嵇应科、山西提学使陆檄、河南参政戴光启为乡会试考官，私庇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张居正败后，丁此吕在万历十二年上疏揭发其事，事见《明史·李植传》。当时大学士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皆张嗣修等人的座主，随后贬谪丁此吕为潞安推官。丁此吕，字右武，新建人。万历五年进士，曾由漳州推官征授御史。
“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指的是万历十九年九月，山西道御史万国钦劾首相申时行对敌主和，接受边将贿赂，欺君误国之罪，随后遭贬为剑州判官一事。
“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据《明实录》，万历十七年六月末，因吴地大旱，敕命户科给事中杨文举督理荒政，先后赍银五十万两，前往查理钱粮，抚恤饥贫。次年二月杨氏升为吏科左给事中，六月以赈荒事竣，荐举效劳官员。《国榷》卷七十五云，杨文举出申时行之门。至南京，应天巡抚周继郊迎。馈食三百金，币四十。他郡仿效。迨复命举劾，以赂为高下。由此引起朝野公愤。据《万历野获编》卷十九记载，文举因声名狼藉，号为八狗三羊之一。
“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指的是万历十七年正、二月，辅相王锡爵之子王衡中举，被礼部主客司郎中高桂所劾，王锡爵乞退避。刑部云南司主事饶伸复上疏论之，并请罢王锡爵。随后饶伸被送镇抚司问罪。兵科给事中胡汝宁于是上章弹劾高桂、饶伸，结果饶伸革职为民，高桂降二级调边方用。次年二月，胡汝宁升礼科都给事。据《万历野获编》，胡汝宁向来声名不佳，曾受“虾蟆给事”之讥
上疏时，汤显祖正在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的任上，四十二岁。据本传，该年万历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此举让他在政坛上声名大振，也让他从此接连经受仕途的挫折和人生磨难，“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
汤显祖虽然为此付出极大代价，但是从结果看来，并非徒劳的抗争。在他贬官后，同年六月武英殿大学士王锡爵归省，九月建极殿大学士许国致仕，同月首相申时行再受弹劾，请致仕。同年六月杨文举告病回籍，即以汤显祖、李用中、张守臣先后之劾，命降极边杂职。二十一年二月，杨文举、胡汝宁以不谨罢职。
钱谦益曾推想汤显祖之志，“终不愿与当世作者掉鞅于词场”，清人陈石麟则称其在“当时称为今日晁贾，非虚誉也。”(《玉茗堂全集序》)
因此，在《四库提要》中，纪昀等人即着眼于其政论文章之特出，以为“显祖则才与学皆不逮，而议论识见，则较世贞为笃实”。无独有偶，汤显祖第三子汤开远，字伯开，“早负器识，经济自许。崇祯五年，由举人为河南府推官”。同样也是“以疏远处僚，侃侃论事，愤惋溢于辞表”，痛陈国事之弊，为世所重。事见《明史》本传。此可谓家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