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亭记》

归有光

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 《沧浪亭记》，曰： “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余曰： “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佑，亦治园于其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馀。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庵与亭何为者哉? 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

苏舜钦少年时即慷慨有大志，二十七岁中进士，历任蒙城、长垣县令和大理评事、集贤校理等职。在文学方面，他反对 “西昆体”，是北宋初期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在政治方面，则主张革除弊政、抗击外来侵扰，属于以范仲淹为首的进步集团。由于 “数上疏论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难言” (欧阳修 《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议论稍侵权贵” ( 《宋史·杜衍传》)，被诬陷打击，流寓苏州。他在苏州修了一座亭子，取古代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之义，名曰 “沧浪亭”。他那篇自抒怀抱的 《沧浪亭记》 是很有名的。既然如此，那么归有光为什么又要写一篇 《沧浪亭记》 呢? 他这篇 《沧浪亭记》 又如何写法呢?

第一段，正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浮屠文瑛所居的大云庵，原是苏子美的沧浪亭旧址，因而重建亭子，求归有光作记。这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文瑛还提出： “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这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把归有光的 《沧浪亭记》 和苏子美的《沧浪亭记》 在写法上区别开来了。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的末尾，“记吾所以为亭者”，即揭示文瑛重建沧浪亭的用意。那用意，其实简单而平常，就是纪念苏子美。可是如果就写这么一句，又有什么艺术感染力? 那么，详述苏子美的抱负、经历、人品、学问及其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说明他如何如何值得纪念，因而重建沧浪亭来纪念他，好不好呢? 这当然也是一种写法，但难免和苏子美的传记雷同，又很难和文瑛这个和尚及其所居的大云庵联系起来。作者的巧妙之处，正在于遥应第一段的开头，以深沉的历史感写沧浪亭与大云庵的关系： 而写沧浪亭，又追溯到吴越之时广陵王和外戚孙承佑的园林。由吴越权贵的园林到宋人苏子美的亭子，“最后禅者居之”，论时间，朝代几经改易，论人事，沧桑几经变迁，而以 “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 收束，寓无限感慨，这是第一层。“有庵以来二百年”，则吴越权贵园林与宋人苏子美的沧浪亭都毁废已久，而“文瑛寻古遗事”，却不顾权贵园林、只 “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馀”，然后以 “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 收束，寄无限深情，这是第二层。亭变为庵，庵复建亭，叙述中已蕴涵着丰富的暗示，但读者还难于确切地把握。于是又用借宾定主的办法作进一步的抒写。在前面，其实已经借了 “宾”，即广陵王与外戚孙承佑的园林。不过那是在叙述沧浪亭的位置时顺便带出的，令人不觉其为 “宾”。这里又以“古今之变，朝市改易” 领起，扩大历史深度与地理广度，借来了更古更多的 “宾”。而借 “宾” 的方式则出之以登高望远。“姑苏之台”，这是 “望” 的立足点; “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这是 “望” 中景。这个立足点与望中景，既是现实，又连接着遥远的过去。“姑苏之台”，原是春秋时吴王阖闾兴建、夫差增修的游乐之地，越国破吴时被焚。作者脚下的，自然是一座荒台。“登姑苏之台”，而望“五湖之渺茫” 与 “群山之苍翠” 则视通万里而神游百代，空间与时间交织，历史与现实叠合，“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 历历浮现于脑际。作者写到这里，其心潮之汹涌，已不难想见。而这一切，他偏不肯明说，只用 “今皆无有矣”的叹息声送走了这些 “宾”，从而把笔锋转向 “主”。那么对于这些“宾”，他究竟抱什么态度呢?李白曾写过《乌栖曲》、《越中览古》，把吴国的灭亡及其宫殿池馆的湮没归咎于吴王的荒淫。归有光的叹息声中是否包含这些意思呢，从下文看，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作者却含而不露，紧接了这么一句： “庵与亭何为者哉?”把“主”与“宾”一例看待，一笔抹倒。写 《沧浪亭记》 而如此立论，似有 “骂题” 之嫌。然而再看下文，便不难领悟这里的 “抑” 是为了强化后面的“扬”。但又不马上 “扬”，而用 “虽然” 一词承上转下。这一转，又转到叙述沧浪亭位置时顺便带出的那些 “宾”，不过在写法上又有变化。前面写沧浪亭的前身乃是吴越有国时 “广陵王” 与 “外戚孙承佑” 园林的一小部分。这里则以大包小，统提吴越王钱镠及其“诸子姻戚” 的所有 “宫馆苑囿”，并用 “因乱攘窃”、“乘时奢僭” 等语痛加斥责。看来接下去也应该发出 “今皆无有矣” 或 “而今安在哉” 之类的感叹了，然而出人意外，却用 “极一时之盛” 收住，陡然转向“主”： “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而写 “主” 的这几句，又遥应第一段的末尾，满足了文瑛的请求： “记吾所以为亭者。”

第三段只几句，却很重要。文瑛是个 “释子”，为什么要重建“子美之亭” 呢?就因为他 “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受了 “吾徒” 的影响，所以钦重苏子美，从而也钦重苏子美的沧浪亭。连这个受了“吾徒” 影响的 “释子” 都钦重苏子美及其沧浪亭，那么 “吾徒” 之钦重苏子美及其沧浪亭，就不言而喻了。

读者不妨想一想： 为重建的沧浪亭写一篇记，似乎没有什么好写的。何况求作记的和尚又划好框框。按照这样的要求，应该作一篇说明文，写景和抒情，都用不上。而说明，又不需要太多的话，这能写出什么好文章? 想想这一切，再读这篇记，就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艺术才华。

单纯的说明只诉之于读者的理性，很难获得审美效果。有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大抵来自作者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对历史的真切感受和强烈引发。归有光的这篇记也正是这样。从行文看，作者不是通过抽象思维说明文瑛为什么要重建沧浪亭，而是受这个亭子的触发，百感丛生。时间上，从沧浪亭的现状想到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空间上，从沧浪亭的位置想到大云庵，想到吴越王及其 “诸子姻戚”的 “宫馆苑囿”，想到春秋时吴国的所有宏伟建筑; 又于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上想到盛衰无常、沧桑屡变。想到这么多东西，又如何表现呢?于是整理思绪，分清宾主，写吴国君臣的一切经营建构 “今皆无有矣”，吴越王及其 “诸子姻戚” 的 “宫馆苑囿” 虽 “极一时之盛”，也不复存在了。既然如此，那么 “子美之亭” 及其所在的大云庵，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不然。如今的大云庵中，不又重建起 “子美之亭” 吗?这里的关键是什么? 那就是人们是否 “钦重”。

借宾定主是一种常见的表现方法，问题在于借什么 “宾”，定什么 “主”。作者把吴国君臣和吴越王及其 “诸子姻戚” 这些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作为 “宾”，而把受权贵打击、有志难展的士人苏子美作为 “主”，从而在时间的考验中淘汰了那些 “宾”，在普通人的钦重、怀念中肯定了这个 “主”，其思想的进步性不容低估。以封建权贵的 “澌然俱尽” 为反衬，明确提出： “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之后，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这既是对苏子美这位古人的肯定，也是对当时和以后的所有士子精神上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