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永州八记(选四)·伶官传序》原文与赏析

《伶官传序》

欧阳修



呜呼!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 “梁,吾仇也; 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 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苍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 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 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 曰: “满招损,谦受益。”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

方其盛也,举天下豪杰莫能与之争; 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作 《伶官传》。

在“序跋类”古文中,《新五代史》 里的一些序,是和 《史记》里的 《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序》、《秦楚之际月表序》 等同样著名的。其中的 《伶官传序》,明代的古文家茅坤推为“千年绝调”,虽未免溢美,然而跌宕唱叹,情韵绵远,确乎得 《史记》 神髓而不袭其貌,可以看作 “六一风神” 的典范。

《新五代史》 “发论必以 ‘呜呼’。”这篇 《伶官传序》 也不例外。为什么一上来就要“呜呼” 呢?这和欧阳修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政治态度、政治遭遇有关。

《东皋杂志》 的作者曾说: “神宗问荆公 (即王安石): ‘曾看 《五代史》 否?’ 公对曰: ‘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 余谓公真不曾仔细看; 若仔细看,必以 ‘呜呼’ 为是。”认为五代之事可叹,故多用 “呜呼”,这是搔到了痒处的; 但还忽视了更重要的一面。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乱世。北宋王朝建立以后,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得到了暂时的相对稳定。然而紧接着,统治者日益荒淫腐化,社会矛盾日益扩大加深。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镜,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 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而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通过对五代政治与历史人物的记述、描写和批判,表现了他对北宋王朝的忧虑,表现了他对当时弊政和当权派的不满。这篇 《伶官传序》,和 《宦者传论》、《唐六臣传论》 等一样,既是史评,也可以说是针对北宋的现实而发的政论。它以 “呜呼” 开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寓有无穷的感慨的。

《伶官传序》 是冠于 《伶官传》 前的短序,旨在说明写《伶官传》的意图。很明显,有关伶官的事实,自然应该写在传里。事实上,关于后唐庄宗宠幸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任其败政乱国的史实,正是写进了《伶官传》 里的。那么,既要写明作传意图,又要避免和传文重复,就难免概念化。欧阳修的这篇短序之所以写得好,就在于既避免了和传文重复,又说明了作传意图,而文字生动,形象鲜明,毫无概念化的毛病。

让我们来欣赏这篇妙文。

“呜呼!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劈头就讲大道理;而 “呜呼” 与 “哉” 相呼应,却造成极其浓烈的抒情气氛。“盛衰”二字是全篇眼目,“虽曰天命” 一纵,“岂非人事哉” 一擒,“天命”是宾,“人事” 是主。从感慨万千的叹息声中,读者已不难觉察: 有些人忽略 “人事” 而将国家的 “盛衰” 委于 “天命”,正是作者所痛心的。而他的写作意图也已经呼之欲出。

为了避免概念化,论点一经提出,即须摆出事实来。“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这便是过渡到他即将摆出什么事实的桥梁。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认为这个句子比较弱,打算删掉。在全文中,这一句的确弱一些。然而起势横空而来,此后叙事的一段又笔笔鶱举; 在二者之间, 还是需要有这么个文气迂缓的句子调剂一下的。一张一弛,也适用于文章作法。何况 “庄宗之所以得天下”,应“盛”,“所以失之者”,应 “衰”; 而下文将要写什么,也交代得一清二楚。有了它,文章的脉络就更加分明了。

接下去,自然要先写 “庄宗之所以得天下”。而庄宗 (李存勖)得天下的全部过程,已经写入 《唐本纪》 了。何况即使冒重复之嫌,在这里写出李存勖得天下的经过,也必将造成文势的拖沓,且不合“序” 的体制。那又怎么办呢?

写一部书,像缝一套衣服一样,如何剪裁,是要作全盘考虑的。仅从这篇小序着眼,已经可以看出欧阳修在全书的总的构思方面,付出了多少劳动! 遍读 《新五代史》,就会发现: 此下所写的关于李存勖得天下的事实,不仅在 《唐本纪》 和 《伶官传》 里都没有写,而且在其他任何篇里也不曾涉及。这大约有两个原因。其一是: 在通盘考虑之后,觉得这些事实留在这里写最合适,因而在其他篇里不写。其二是: 这些事实本身的真实性还有问题,不便写入有关的 “纪”、“传”; 但其精神还是符合晋王 (李克用) 和庄宗的情况的,因而写在这篇 “序” 里,“虚寄之于论以致慨”。看来这两个原因都有,而后者的成分更大。所以先用 “世言” 二字冒下。

比欧阳修早生五十多年的王禹偁在 《五代史阙文》 中写道: “世传武皇 (李克用) 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 ‘一矢讨刘仁恭; 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 ……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约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 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 及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 开头用 “世传”二字,也见出王禹偁的严肃态度。对于这些事实,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考异》 卷二十八中通过考证,作了这样的结论: “庄宗初嗣世……未与契丹及守光 (燕王) 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事以夸其英武耳。” 胡梅磵则认为: “晋王实怨燕与契丹,垂殁以属庄宗,容有此理。”姑无论这些事本身可信不可信,而李存勖 “英武”是真实的,后来也确曾 “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因而写进这篇序里,并没有什么不可以。而且这些本来用以夸赞李存勖 “英武” 的情节,正适合于说明他的所以 “盛” 全在于 “人事”。

“世言” 两字,直冒到 “及凯旋而纳之”。事实根据王禹偁的记载,而文字却更精练、更生动、更传神。不仅 “叙事华严”; 写李克用临终之言和 “与尔三矢” 的动作,真是绘声绘色! 简短的几句话,说得很急促,很斩截; 追述已往的恨事,激励复仇的决心,如闻切齿之声,如见怒目之状。写李存勖受父命,只一句: “受而藏之于庙。”而 “受而藏” 的行动,却既表现了他的坚定意志,也流露出他的沉重心情。而这又为后面杀敌致胜的描写和 “忧劳可以兴国” 的论断埋下了伏线。

从 “晋王之将终” 到 “及凯旋而纳之”,“庄宗得天下” 似乎已经写完了。但在这里,关于李存勖复父仇的事未免写得太简括,不足以落实那个 “盛” 字。然而别忙! 看来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用 “及凯旋而纳之” 一收,却立刻用 “方其……” 承上提起,作了追叙; 并在追叙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表明了作者的态度。由几个既对偶又错落的短句构成的长句,一口气读下去,有如迅雷猛击、暴雨骤至、烈风巨浪相激搏。就李存勖说,“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就作者的行文说,也是 “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

从 “及仇雠已灭” 到 “何其衰也” 写 “失天下”。夹叙夹写夹议,极概括而又不乏形象性。读之只觉阴风飒飒,冷雨凄凄,与前一段形成鲜明的对照: 就史实说,一“盛” 一“衰”; 就文势说,一扬一抑。两相激射,而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的情绪,也洋溢于字里行间,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光看这一段文字,对李存勖失天下的具体过程自然还不甚了了。但这不能责怪作者,因为那些事实全写入了 《伶官传》。作为 《伶官传》 的序,只要提几笔就够了。

接下去,用 “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两个反诘语一宕,既承上,又转下。前一句照应“得失”、“天命”,是陪笔; 后一句照应 “岂非人事”,是主意。“书曰”以下,紧承第二个反诘语,用 “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几句,充实一开头提出的论点,揭示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根源。“故方其盛也……” 与 “及其衰也……” 两层,回应“盛”“衰”, 先扬后抑, 一唱一叹。 如李伯所说: “虽仍就后唐之盛衰反复咏叹,而神气已直注于结末三句。”

作者通过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事实,阐明了 “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的 “自然之理”,从而有力地体现了他的写作意图 (在 《伶官传》 里,便着重写李存勖得天下以后溺于伶人,如何“满”、如何“逸豫” 的事实)。行文至此,似乎可以收束了。但他还嫌不够,又推开一步,提出更有普遍性的两个问题感慨作结。从文意上说,更见得语重心长; 从文势上说,也显得烟波不尽。真有 “篇终接混茫” 之妙。而其所以语重心长,正由于作者忧国情深。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虽称“盛世”; 但其实已经危机四伏。“祸患常积于忽微”,难道不应该及早注意,防微杜渐吗? 当时的北宋统治者,固然不像李存勖那样溺于伶人; 然而 “智勇多困于所溺”,足以溺人者,“岂独伶人也哉”! 难道不应该提高警惕,居安思危吗?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痛恨当时统治者的 “满”、“逸豫” 和溺于奸邪小人,希望他们从李存勖那里吸取历史教训的。

这篇用以 “序” 《伶官传》 的文章,实质上是论说文,所以不少人管它叫 《伶官传论》。但又和非文艺性的论说文不同。写李克用愤恨填膺,须眉皆动; 写李存勖始而英毅,继而衰飒,神态如生。极富形象性,而又跌宕唱叹,情深韵远,于尺幅短章中见萦回无尽之意。所谓“六一风神”,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最集中。从艺术技巧的角度看,其中有些东西,还值得我们借鉴。当然,借鉴不等于 “照搬”。《文章精义》 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的确,所谓“六一风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而外,最基本的因素,恐怕就和这“感慨” 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如前面所说,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他为了争取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明清两代的某些古文家如茅坤、姚鼐等,不一定有类似的情感,却往往机械地摹仿“六一风神”,其结果自不免于装腔作势、无病呻吟。这在我们学习古人的时候,也正好可以作为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