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县）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曾奉召编校史馆书籍，为实录检讨官，出知福州，官至中书舍人。在史馆任职时，曾校勘《战国策》《说苑》《新序》等古籍。文章受欧阳修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

寄欧阳舍人书

巩顿首载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夫墓碑铭，

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着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

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

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

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说明

庆历六年（1046）秋，欧阳修应曾巩的请求，为他已故的祖父曾致尧撰写了墓碑铭文。第二年，曾巩写了这封信，向欧阳修表示感谢。这封信没有一般致谢信的浮泛谀承之辞，而是在表达感谢之意的同时，阐发了为人为文的一些很有见地的道理。文章先从墓碑铭文的探本求源写起，指出墓碑铭文与史在扬善贬恶作用上的异同，强调了墓碑铭文的重要意义。再指出后世墓碑铭文滥作溢美夸饰的不良风气，从而引出选择作者的重要性。这样，才归结到本文的主旨，即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写出真正符合实际的优秀墓碑铭文流传后世，而欧阳修正是这样的人。这就非常自然真诚地表达了对欧阳修的感激之情。文章敛气蓄势，条分缕析，层层推进，首尾呼应，是曾巩散文舒展自如、纡徐从容艺术风格的极好体现。

集评

茅坤曰：此书纡徐百折，而感慨呜咽之气，博大幽深之识，溢于言外，较之苏长公、谢张公为其父墓铭书，特胜。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宋大家曾文定公文钞》卷三

张英曰：以蓄道德而能文章，归美欧阳，足见作铭之不易。以此一义，回旋转折，洒洒洋洋，极唱叹游泳之致，想见其行文乐事。

——清·乾隆编《唐宋文醇》卷五十四引

储欣曰：层累言之，如挹长江之水而注诸海。

——清·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九

浦起龙曰：南丰第一得意书。乞言者、立言者，皆当三复。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七十一

林纾曰：此书起伏伸缩，全学昌黎。妙在欲即仍离，将吐故茹。通篇着意在“畜道德，能文章”六字，偏不作一串说。把道德抬高，言有道德之人，方别得公与是；别得公与是矣，又须用文章以传之。精神一副，全注在欧公身上。然而说近欧公时，忽又缩转，如此者再，真有力量，方能吞咽。

——近代·林纾《古文辞类纂》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