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咏史诗有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虚化史事而重视托寄感兴，以增强咏史诗的抒情性;二是寓抒情议论于历史细节的描写之中，以增强诗歌的具象性。《贾生》一首是其代表作。
贾生指贾谊，是汉文帝时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二十多岁即被召为博士，在朝廷任重要官职，被尊为“先生”。因提出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措施，得罪权贵，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贾谊在长沙过了三年，大约在文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73年)，被召回京，文帝在宣室接见他。《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 “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接受祭过神的福食)，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 ‘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这首诗即咏文帝召见事。
“宣室求贤访逐臣”，“宣室”，汉代未央宫前殿正室。这里用“宣室”，既替代文帝，又点出召见的地点，见得文帝对贾生的重视。诗以《贾生》为题，却从宣室接见这一特定的情节切入，而将贾谊一生的其他行事略而不顾，这就是对史事的一种虚化。诗家以为，咏史如同咏物，须不粘不脱; “粘”则拘泥史实，过多叙述史事而少兴慨; “脱”则离题而咏，容易流于空泛，所以必须“虚化”。但对史事虚化什么，是很有讲究的。首句从文帝召回贾生于宣室征询鬼神事切入，正是诗人独具选材功力的地方。一“求”一“访”，见得文帝求贤若渴，连被贬逐之臣都在虚心征询之列。此为下文的贬抑蓄反宕之势。二句盛赞贾谊才华风调的无与伦比，紧承第一句，将文帝“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一句，化为正面赞语，且进一层写汉文帝不仅“求贤”，而且“识贤”。一二从“求”，到“访”，到“赞”，正写文帝求贤，隐括贾生横溢的才华及潇洒风标，以实为虚而虚实结合。
三句在结构上是一篇之关键，既承又转，又为四句蓄势。从“求”、“访”、“赞”而至于“前席”(双膝席地前移)即是“承”;而用“可怜”、用“虚”，对“求”、“访”、“赞”、“前席”加以否定，似轻而实重，即是“转”。“可怜”，可惜、可叹意; “虚”，徒然之谓。原来求访也好，盛赞也好，“前席”也好，一切都是徒然、都是可叹的。这就增浓了诗句的感慨和抒情气氛。至于可叹什么?作者先不正面回答，而巧妙地运用了“前席”这一历史细节——夜半深谈，听得入神，不觉双膝逐渐前移的具象化动作，使诗境大大鲜明了。本来可叹、徒然的应是末句所云“不问苍生问鬼神”，但如果这样紧接二句，则诗意就太直露而少余蕴。所以“前席”细节安在三句，不仅使意象鲜明，而且故却一步，又为末句蓄势，并使全首脉络更加婉曲，显出一种跌宕美。
运用历史细节增强具象性，这是李商隐咏史诗的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吴宫》诗“日暮水漂花出城”，《南朝》诗“不及金莲步步来”，《齐宫词》“犹自风摇九子铃”，《北齐》“小怜玉体横陈夜”，以及《隋宫》之“春风举国裁宫锦”等等，都是这种手法的运用。正如纪昀所评： “妙，从小物寄慨，倍觉唱叹有神。”而这个“神”，却正寓含于历史细节所表现的境象之中。由于三句的蓄势，因此逼出第四句来就显得愈加有力。将“不问”和“问”，“苍生”和“鬼神”对举，于是汉文帝这个“明主”一下子摔到“庸主”、甚至“昏主”的地位。谢枋得说： “此一句道破，文帝亦有愧矣。”这种大起大落，深化了诗意：统治者的所谓“求贤”，只不过问一些无关宏旨的事，“贤臣”充其量亦不过是“辞书”一部、聊备顾问而已。而这种大议论又不是空泛的史评，而是点到即止，议而不断，含隐讽于叹止之中，因而也更显其沉郁之致。
李义山《文帝庙》(按当为《贾生》)诗云：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事如此，可谓有功矣。(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
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义山诗：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严有翼《艺苑雌黄》)
贾生前席，犹为虚礼，况无宣室之访逮耶?自伤更在言外。((何焯《三体唐诗》)
纯用议论矣!却以唱叹出之，不见议论之迹。(纪昀《玉溪生诗说》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