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

杜甫居夔州时，原住在瀼西草堂，后迁往东屯，将原草堂让给一个吴姓亲戚住。从诗题称其为“吴郎”看，当较杜甫年轻;用“呈”字，含有尊重对方之意。用“又”字，乃因以前已有《柬吴郎司法》一诗。此诗就老妇人扑枣事，以诗代信，劝吴郎应以仁慈为怀，时艰为念，准其扑枣。写这样一首诗的确颇费苦心，既要照顾吴郎之自尊心，又要达到使老妇人放心扑枣的目的，诗中又不能流露一点自以为高明的教训人的口吻。对扑枣妇人，杜甫是一腔菩萨心肠;对吴郎，杜甫是一片挚友、诤友之坦诚。

第一联是写自己居此时任凭老妇人来扑枣之由。“任”是任凭，即自己从不干涉。为什么如此待她呢?因为她是一个可怜的妇人，无儿，无食。借此以打动吴郎的心。第二联是讲自己对老妇人的态度，因为她是一个孤身妇女，不穷不会做这样的事，因而不但任她打枣，而且对她表示亲近、体贴，使她毫无恐惧之感。以上四句从自己这边说，极尽体贴、关怀、理解之情。杜甫如此说，不是卖瓜自夸，而是为了启发、开导吴郎，希望吴郎也能如此对待老妇人。下四句即从吴郎这边说。“即防”句，是说老妇人对你不免有所提防，其实她是多虑，谅你还不至于真的会干预她;“便插”句说吴郎：你搬来后，尽管随便插上几根篱笆，她就认为真是防她了。称之为“疏篱”，谓之为“多事”、“却甚真”，都是极力回护吴郎面子和自尊心的言词，杜甫之用心可谓良苦矣。第四联笔势宕开，不再粘滞于扑枣之事，而是引导吴郎把眼界放开，敞大襟怀。“已诉”句，是说我早已向你说过，官府的租税诛求，已使千千万万百姓很穷了。“贫到骨”，极言贫之甚也。这样用“骨”字，是出于群众口语，杜甫在很多诗中用过，如“路有冻死骨”，“疏布缠枯骨”，“穷愁但有骨”，“三年奔走空皮骨”。这是从更大的方面激发吴郎的同情心。“正思”句，是说百姓之苦，还远没有尽头，我们这些还能有碗饭吃的人，只要想一想眼前“万国尚戎马”的局面——有戎马，就有战乱，有战乱，就有军需，军需从何出?出自百姓的租税。现在的租税，已是“刻剖及锥刀”、“一物官尽取”了。再这样下去，百姓将何以为生呢?戎马不止，租税不已;租税不已，民困无有尽头——不正该为此而洒泪沾巾吗?又何苦计较堂前那几颗枣子呢?这句是晓之以理。这两句，杜甫说得剀切、诚恳，简直要把心掏给吴郎看。这种胸怀，我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已经感受到了，晚年诗中类似的诗句还有“枣熟从人打”、“减米散同舟”、“遗穗及众多”等。杜甫晚年，已是“奔走苦不暖”、“饥借家家米”的老人了，胸襟尚且如此，其“穷年忧黎元”，实不虚也。

杜甫此诗，意在开导吴郎，而开导必须言辞委婉，此诗之妙亦即在委婉：首先是因心地善良、富同情心，故而出言委婉，既体察了扑枣妇人的苦衷，又照顾到了吴郎的面子。其次是诗的构思委婉，不能不说扑枣事，又不能粘滞于扑枣事;不能不说自己原情，又不能卖瓜自夸;不能不说吴郎插篱事，又不能说得太直。这些关系处理得十分好。再次是造句遣词委婉，诗中用了一系列关连性词语(如中二联)，用了一系列可以触动人怜悯之心的词语(如无食无儿、困穷、恐惧、多事、甚真、贫到骨、泪沾巾)，锤铸了含义深婉的多层次诗句。真正做到了以委婉之言达委婉之情，使委婉的意象、委婉的氛围笼罩全篇。

杜甫一生信奉儒家的仁学思想，这个“仁”，虽说是从儒家继承来的，但却有所发展，有所升华，其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仁下不仁上，所谓“愿分竹实及蝼蚁，忍使鸱鸮相怒号”(《朱凤行》)是也;二是真心诚意地，自始至终地信奉、实践。《又呈吴郎》再具体、生动不过地体现了这一点。

此亦一简，本不成诗。然直写情事，曲折明了，亦成诗家一体。大家无所不有，亦无所不可也。此妇素来扑枣，畏生客不至，此本人情，却谓其多事; “便插疏篱”，防其扑枣，本属多事，却云“甚真”，谓避嫌宜尔也。皆善巧方便语，本意只是要吴郎任其扑枣耳。至末说此妇之苦，而又推开去，见天下可哀者多，不止一妇。盖前面为此妇，觉婆心太切，须如此收，极得口角。读此诗见此老菩萨心。

(王嗣奭《杜臆》卷九)

卢世曰： “杜诗温柔敦厚，其慈祥恺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极煦育邻妇，又出脱邻妇，欲开示吴郎，又回护吴郎。八句中，百种千层，莫非仁音，所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二引)

首句提破，次句指出可矜之人，下皆反复推明所以然。……末又借邻妇平日之诉，发为远慨，盖民贫由于“征求”，“征求”由于“戎马”，推究病根，直欲为有民社者告焉，而恤邻之义，自悠然言外。(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