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隐·韩碑李》原文与赏析
商隐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
淮西有贼五十载， 封狼生䝙生罴。
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
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
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
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
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
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生民清庙诗。
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
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
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
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
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李商隐的《韩碑》，是唐代优秀七言古诗的殿军，也是唐代叙事诗中别开生面的杰作。
韩愈的《平淮西碑》，热情歌颂平叛战争，突出宰相裴度的战略决策之功，乃是着眼于宣扬唐朝廷削平藩镇割据的战略方针，提高中央政府的威望，警戒其余仍抱对抗态度的强藩，不但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而且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识见。李愬在这次战役中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总的来说属于战术执行性质。段文昌重撰的碑文，对李愬的功绩叙述较为充分，但在大处着眼方面，显然逊于韩碑。李商隐在这首诗中极力推崇韩碑，并一再强调裴度的决策、统帅首功，说明他对韩碑的用意有深刻理解，也体现出他将国家治乱归于中枢是否得人的一贯主张。诗中对宪宗和裴度在伐叛战争中的明断果决和相互信任，表现出强烈的向往，而对宪宗后来信谗推碑之举不无微词，也表现出他对君、相关系的看法。李商隐的咏史之作，多寓现实感慨。本篇题名“韩碑”，实际用意则在强调裴度之功不可磨灭。这在事隔数十年，裴度平淮西之功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事实的情况下，很可能是借题寄慨，有感而发。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在武宗的信任与支持下，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叛镇刘稹，并亲自部署指挥，取得了泽潞战役的胜利。这和当年宪宗专任裴度，取得淮西战役的胜利，情况非常相似。宣宗继立，李德裕等会昌有功将相纷纷遭到贬黜，这几乎又是当年推碑事件另一种形式的重演。李商隐对李德裕为伐叛战争及统一事业作出的贡献极为推崇，在为幕主郑亚代拟的《会昌一品集》 (系李德裕自编的文集)序中，热烈赞颂李德裕平泽潞、逐回鹘等功绩，借武宗之口，称扬其“居第一功”，誉之为“万古之良相”。针对李德裕等人受到宣宗君臣的贬逐斥弃，他在《旧将军》、《潭州》等诗中深致感慨。联系上述情况和他一贯借咏史以寄慨的创作特点，不难窥见诗中对“圣皇及圣相”的赞叹和对推碑的不满，是融有现实感慨的。
本篇叙议相兼，而以叙事为主。从叙事角度看，它歌咏了两件密切关联的事件。一是裴度奉命任统帅讨平淮西叛镇，二是韩愈奉命撰碑及推碑的过程。诗的开头一段，是平叛战争的缘起;最后一段，是对韩碑的热烈赞颂。可以看作上述两个事件的前后伸延。从题目“韩碑”看，对淮西战役的叙述似有喧宾夺主之嫌;但从主题表达看，淮西战役必须大书特书。没有对前一事件的充分叙述，后面对韩碑的推崇便失去事理的依据。这说明作者在构思和叙事详略安排上是花了一番功夫的。
这首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笔力气势的雄健。诗一开始，就以健举挺拔的笔法，大笔渲染宪宗的“神武”和平叛的决心，显示出一种堂堂正正的气势。“誓将上雪列圣耻”一句，将眼前的平叛战争和安史之乱以来国家多难的历史联系起来，更显出此役关系到国家的中兴事业，是高占地步之笔。接下来掉笔写淮西藩镇长期对抗朝廷，有意突出其嚣张跋扈的气焰，以反衬下文裴度平淮西之功的不同寻常。正如纪昀所评： “笔笔挺拔，步步顿挫，不肯作一流易语。……入手八句，句句争先，非寻常铺叙之法。”
第二段开头四句，遥接开篇四句，先用古文笔法，郑重其事地点出宰相裴度，暗示“上雪列圣耻”的关键在于“得圣相”。然后随即直入本题，叙到裴度统兵出征，简洁直捷，毫不拖泥带水。叙出征，不作琐细描绘，只用“阴风惨澹天王旗”一句稍作点染，便将当日森严肃穆的气氛传出，空际传神，笔意超妙，气势豪健。接下“愬武”四句，从麾下武将文僚一直铺叙到勇猛的士兵，以突出裴度的最高统帅形象和猛将精兵如云的盛大声势。其中“行军司马”单提，以突出韩愈其人，为下文奉命撰碑伏笔。写到这里，已充分显示出大军压境，蔡州必破之势，下面写战争，只用“入蔡破贼”一笔带过，腾出落句将裴度之功再重笔概括。整个这一段，无论写皇帝、写部将、写幕僚、写士兵、写出征、写作战、写功赏，笔笔不离裴度，故末句“功无与让恩不訾”便极有分量。
第三段开头两句，束上起下，从平蔡过渡到撰碑，是全篇的主峰和枢纽。何焯说：“提明晋公功第一，以明其辞之非私也。”奉命撰碑的过程，特用详笔铺叙渲染。不但写宪宗的明确指示，韩愈的当仁不让，而且连宪宗的颔首称许，韩愈的稽首拜舞也一并写出，令人宛见当日彤庭隆重热烈气氛。以极恣肆的笔墨写极郑重的场面，别具奇趣。受命之后，再用详笔铺写撰碑、献碑、树碑的过程。“点窜”二句，用奇警的语言道出韩碑高古典重的风格，“句奇语重”四字，言简意赅，揭出韩碑用意之深刻。唯其如此，故“喻者少”，无形中把宪宗也包括到不喻其用意的行列中去了，虽非诗人本意，却使读者有此联想。紧接着又写推碑和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慨。写推碑，直言“谗之天子”，不稍假借;抒感慨，盛赞“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见韩碑自有公正评价，推碑磨字也不能磨灭它在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影响。气盛言壮，连皇帝的权威也仿佛不在话下。整个这一段，可以借用“濡染大笔何淋漓”这句诗来形容它的风格，波澜顿挫，酣畅淋漓’是全篇最用力也最精采之处。纪昀说：“‘公之斯文’四句，稽控全篇。凡大篇有精神固结之处，方不迟缓。”这几句精采的抒情性议论正是前面一大段酣畅淋漓的铺叙的结穴。
最后一段，着重从国家中兴统一事业与韩碑的关系，对它的不朽价值进行崇高评价与热烈赞颂，使上段末尾比较虚的赞辞落到实处。宋葛立方《韵语阳秋》说： “裴度平淮西，绝世之功也;韩愈《平淮西碑》，绝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当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发度之功。”这一段的开头四句将“圣皇及圣相”的功业与“公之斯文”紧密联系起来，正是为了强调韩碑是记述歌颂统一大业的大手笔，而大气磅礴，兴会淋漓，特具笼罩一切的气势。最后以“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收束全篇，更将韩碑流传千古的不朽价值说足说尽。这一段，就上段末尾的赞辞推波助澜，进一步展现出汪洋恣肆的境界，诚如纪昀所说： “有此起，合有此结，章法乃称。”
这首诗既保持和发扬了不入律的七古笔力雄健、气象峥嵘的特点，又吸取了韩诗以文为诗，多用“赋”法的经验，而避免了韩诗过分追求奇崛拗涩的弊病，形成一种既具健举气势，又能步骤井然地叙事、议论的体制。全篇多用拗调、拗句，多用散文化句法和虚字，象“誓将”句用六个仄声字，“帝得”句、“入蔡”句、“愈拜”句连用七个仄声字，“封狼”句连用七个平声字，都造成一种高古奇峭的格调。但由于不象韩诗那样多用古字僻字和佶屈聱牙的句法，整个语言风格显得既雄健高古而又清新明快。正如屈复所评： “生硬中饶有古意，甚似昌黎而清新过之” (《玉谿生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