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忱·吊白居易》原文与赏析
李忱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李忱即唐宣宗,他即帝位后,“精于听断”,国家得到治理,“十余年间,颂声载路”,史称“虽汉文、景不足过也”。宣宗不仅具有政治才能,也颇爱好诗歌。“每曲宴,与学士倡和,公卿出镇,多赋诗饯行” (《全唐诗》)。他对白居易尤为敬重。据唐代孟棨《本事诗》:“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 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 ‘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之。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 ‘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枝。’”但就在宣宗即帝位后五个月,即会昌六年八月,七十五岁高龄的白居易不幸溘然长逝,宣宗不胜悲悼,以一往深情,写下了这首《弔白居易》。
诗篇一开始就对白居易的诗作推崇极高,对诗坛上这颗巨星的陨落表示了深切的惋惜之意。“缀玉联珠六十年”,是说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现存白居易诗中最早的一首是《赋得古原草送别》,为应考习作,作于贞元三年(787),时年十六,到会昌六年(846)逝世,正好六十年。其实,据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及五六岁,便学为诗”,则他的诗歌创作活动尚不止六十年。象他这样很小就从事诗歌创作,一生长期坚持不懈的诗人,在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诗中说“六十年”,满含着赞叹之意。特别是以珍珠、美玉来比喻他的诗,不仅对他几十年的创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且表示了由衷的赞美。像这样一位成绩斐然的伟大诗人,忽然辞世,怎不叫人万分痛惜呢?所以下句接着说,“谁叫冥路作诗仙?”上一句平平叙起,这一句即以问句承接,其中充满着痛悼的激情,蕴藏着丰富的含义。一方面,表现出作者对老臣的依依不舍之情: 自己刚即帝位不久,正要利用万机之暇,来和这位敬仰已久的老诗人切磋诗艺,谁知竟然来不及见面,就奄然去世了。“谁教”二字,饱含着对突然逝世的惊愕,和对老臣的无限爱惜。另一方面,作者也隐然以白居易的“知音”自命,表现出对伟大诗人的理解和爱护。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己“连朝接夕”地勤苦作诗时说: “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作者在诗句中明确肯定他是“诗仙”,就说明自己对白居易毕生勤苦作诗,以充分发挥诗歌对政治教化的作用,是完全理解的,而且是钦佩和赞扬的。这种理解,出自帝王之心,并形之于文,真是难能可贵。
中间两联,作者从老诗人的思想性格和诗歌成就两个方面,作了极为中肯的评价,字里行间洋溢着深情厚爱。
“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这一联着重在赞扬白居易不计名利、随遇而安、乐观旷达的思想性格。上一句使人联想到白居易年青时谒见成名诗人顾况的情景: “乐天未冠,以文谒顾况,况睹姓名,熟视曰:‘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及披卷读其《芳草诗》(按即《赋得古原草送别》),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我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前言戏之耳。”(《全唐诗话》卷二)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诗人一生多次遭贬、坎坷终生的情景,他象浮云一样,飘然不定,但又无处不悠然自得,专心从事诗歌创作。这是什么原因呢?下句接着说,是因为他认识到“无为”是自然的规律,以“乐天”为字而自勉。“无为” “知足”思想,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李唐王朝极力提倡的思想。而白居易一生特别是后期,处在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的激烈的政治漩涡之中,更感到消极处世、避祸全身的必要。因此,他在仕途中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陈寅恪先生在《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关系》中说,白居易“外虽信佛,内实奉道”,其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此为“乐天安身立命之所在”。这一联对白居易的思想分析得十分深刻,但这种“分析”却不是发抒议论,而是客观地写出他的名和字,构思十分巧妙。两句对仗工稳,绝无造作之痕,真是天然妙合。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一联着重赞美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上取得的非同一般的巨大成就。不过,这种赞美却不是泛泛评论,而是挑出他的两篇代表作,进行形象而高度的概括。《长恨歌》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负盛誉的两篇叙事长诗,它们以曲折婉转的层次,细致生动的描写,平易精妙的语言和含蓄深刻的思想,在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虽然篇幅较长,但不少人却能背诵和歌唱。《与元九书》中说: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其流传情况,于此可见一斑 诗中说“童子解吟”,则成人和文人学士更不论矣;而“胡儿能唱”,则国内的传唱就更为广泛了。并且,白居易的叙事长诗都能如此广泛流传,那么,那些为数极多的精致的短章,如《新乐府》、《秦中吟》之类,就自然也脍炙人口了。
在对白居易的思想、诗歌作了评价之后,作者在最后一联中,以满腔激情,对全诗作了总括性的结束,流露出悠远无尽的哀思。“文章已满行人耳”,好像是对逝者的安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作者在这里点到此事,寄托深沉的哀痛。因为诗人的作品至今仍然广泛地传唱人口,每当作者听到所唱诗歌的时候,就自然想到了溘然逝去的伟大诗人,所以最后说“一度思卿一怆然”,心中充满着无穷的凄怆之情。这一句与“谁教冥路作诗仙”相照应,把作者的思念之情和悲悼之意,表达得更为深入,充满着动人的情意。
这首诗在风格上,与白居易的诗歌十分相似,平易浅切而又精妙异常。特别是那种亲切蔼然的气度,尤为感人。按理说,凡帝王悼念臣下的诗文,居高临下,容易写得矜持做作,但此诗却迥然不同,如友人存问,如亲朋相弔,娓娓动人。这原因,首先是由于他的性格比较平和。《旧唐书》说他“与群臣言,俨然煦接,如待宾僚,或有所陈闻,虚襟听纳”,表现出谦逊的态度。其次,他在即位之前的艰难处境与白居易的坎坷经历颇有共通之处,二人深自韬晦的思想又很接近,这就使得他能更好地理解白居易,生发出更多的同情之心,因而写得情真意挚,读来亲切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