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原文与赏析

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原文与赏析

李商隐



沛国东风吹大泽,蒲青柳碧春一色。

我来不见隆准人,沥酒空余庙中客。

征东同舍鸳与鸾,酒酣劝我悬征鞍。

蓝山宝肆不可入,玉中仍是青琅玕。

武威将军使中侠,少年箭道惊杨叶。

战功高后数文章,怜我秋斋梦蝴蝶。

诘旦九门传奏章,高车大马来煌煌。

路逢邹枚不暇揖,腊月大雪过大梁。

忆昔公为会昌宰,我时入谒虚怀待。

众中赏我赋高唐,回看屈宋由年辈。

公事武皇为铁冠,历厅请我相所难。

我时憔悴在书阁,卧枕芸香春夜阑。

明年赴辟下昭桂,东郊恸哭辞兄弟。

韩公堆上跋马时,回望秦川树如荠。

依稀南指阳台云,鲤鱼食钩猿失群。

湘妃庙下已春尽,虞帝城前初日曛。

谢游桥上澄江馆,下望山城如一弹。

鹧鸪声苦晓惊眠,朱槿花娇晚相伴。

顷之失职辞南风,破帆坏桨荆江中。

斩蛟破璧不无意,平生自许非匆匆。

归来寂寞灵台下,著破蓝衫出无马。

天官补吏府中趋,玉骨瘦来无一把。

手封狴牢屯制囚,直厅印锁黄昏愁。

平明赤帖使修表,上贺嫖姚收贼州。

旧山万仞青霞外,望见扶桑出东海。

爱君忧国去未能,白道青松了然在。

此时闻有燕昭台,挺身东望心眼开。

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

彭门十万皆雄勇,首戴公恩若山重。

廷评日下握灵蛇,书记眠时吞彩凤。

之子夫君郑与裴,何甥谢舅当世才。

青袍白简风流极,碧沼红莲倾倒开。

我生粗疏不足数,梁父哀吟鸲鹆舞。

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

借酒祝公千万年,吾徒礼分常周旋。

收旗卧鼓相天子,相门出相光青史。



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十月,武宁军节度使(治所在徐州)卢弘止奏辟李商隐入幕任节度判官。卢弘止和商隐的前一位幕主郑亚,都是会昌年间为名相李德裕所倚重的人物。在平定泽潞叛镇刘稹前后,为防止河北藩镇乘机扩张势力,曾任命卢为邢、洺、磁三州(原为刘稹所据)留后及河北两镇宣慰使。其后卢在理财治军方面也颇有成绩。商隐与弘止早岁即有交谊,此次应辟入幕,又颇得卢的知遇。政治倾向的一致与个人情谊的投合,使困顿蹉跎的人在入幕初期精神比较振奋,思想性格中本来就具有的豪迈不羁的一面便在潜伏中苏醒过来,得到进一步发扬。这首作于大中四年春的带有自叙传性质的长篇七言歌行,着重叙写了从会昌末到入卢幕前这段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是了解诗人生活、思想和诗歌艺术风格多样性的重要作品。诗分三段,第一段从时、地引出徐幕同舍和幕主卢弘止奏辟自己入幕的经过。第二段着重回顾自己从会昌末到入徐幕前的经历遭遇,包括任职秘省、赴桂林幕、桂幕生活、离幕北归、任京兆掾等,并交叉叙述与卢弘止的交谊始末,是全诗中心部分。第三段赞美同僚、祝颂府主,并夹写自己的怀抱与性格。

作为一首带有自叙传性质的长诗,这首诗的一个显著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诗人自己的形象。宣宗即位后,废弃会昌时期某些有积极意义的政治措施,打击李德裕等有功将相,“贤臣斥死,庸懦在位”,政治愈趋腐败,诗人的境遇也日益困窘。诗一开始就慨叹“我来不见隆准人”,透露出对现实中封建统治者的失望,诗中更以主要篇幅叙写这段时期困顿失意的境遇——从“憔悴在书阁”到 “赴辟下昭桂”,从“失职辞南风”到“补吏府中趋”,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有才能有抱负的文人在当时现实中所遭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怨愤。但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在困厄境遇中所显示出来的豪迈胸襟抱负。尽管境遇极为坎坷,但“爱君忧国”之志、“斩蛟破璧”之慨不因之而少衰。“此时闻有燕昭台”四句,报国从戎之情溢于言表; “我生粗疏不足数”四句,豪纵不羁之慨如在目前。诗中所塑造的诗人自我形象,与史籍中所诬称的“放利愉合”、“诡薄无行”的李商隐其人固大异其趣,也和通常印象中多愁善感、软弱消沉的诗人形象显有区别。清田兰芳评道: “傲岸激昂,儒酸一洗。”倒是抓住了诗中所塑造的诗人形象的主要特点。和一般的抒情诗主要凭借感情的抒写来塑造诗人形象有别,这首自叙传性质的诗主要是通过生平经历的叙述不断展示自己的抱负、性格。象“顷之失职辞南风”四句,叙述离桂幕北归途经荆江时,舟行遇风,帆破桨坏的一段惊心动魄经历,同时也象征性地表现了不畏人生道路上的险风恶浪,敢于与命运搏斗的胸襟气概。接下来“归来寂寞灵台下”一节,先极力叙写回到长安后仕途的蹭蹬,生活的困顿,心境的寂寞,就在遥想旧山,萌发出世之想的时候,忽又异军突起,转出“爱君忧国去未能”的表白和“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的高唱,从而把诗人虽处困境却始终面对现实、热情对待生活的思想性格突现出来,特别是“且吟”二句,既是巧妙的叙事,又是成功的抒情,读来有一种豪纵之气流注于笔端。末段写幕中生活,也有对自己性格气质的生动描写: “我生粗疏不足数,梁父哀吟鸲鹆舞。横行阔视倚公怜,狂来笔力如牛弩。”自谦中流露出自赏与自豪,感激知遇中表现出狂放不羁,是塑造自我形象的传神之笔。

本篇在构思上以自叙生平经历、性格抱负为经线,以记述与幕主卢弘止及同舍的交谊为纬线,二者交错分合,相互映衬引发,不但使全篇叙事错综而富于变化,而且使知己者的温暖情谊成为黯淡寂寞的时代氛围中弥足珍贵的亮色,成为诗人用积极态度对待生活的精神因素。因此这种构思不仅是题目本身的要求,更是主题表达和诗人形象塑造的需要。

这首诗的语言风格与《韩碑》显然不同。《韩碑》的语言明显具有散文化的特点,高古雄健中时带清新。而本篇由于采用受近体影响较深的歌行体,语言明显偏于鲜妍秾丽,富于文采。但并非单纯的华美婉媚,而是将华采与诗人那种豪纵不羁的情怀、深沉凝重的感慨融为一体,从而使这首诗具有一种既雄迈奔放而又鲜妍明丽的风格。诗的中间一大段历叙初谒会昌、憔悴书阁、南赴昭桂、北返长安、任职京兆、东望彭门等生活经历,其间写景纪行,有许多文辞相当华美的诗句,但由于在叙述描绘中贯注着诗人的深沉凝重的人生感慨和豪迈不羁情怀,读来丝毫没有柔弱华靡之感。它把“碧沼红莲倾倒开”式的鲜妍明丽与“狂来笔力如牛弩”式的豪放健举有机融合在一起,于叙次分明流畅中时见波澜顿挫,于挥洒自如、一气流注中时露深沉凝重,艺术上较其早期七古更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