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入黄溪闻猿》原文与赏析
柳宗元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
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此篇作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县)。永州在当时属偏僻荒凉之地，奇山异水甚多。诗人于永贞元年(805)贬为永州司马后，因司马是个闲官，加之心情抑郁愤懑，常寄情山水，形诸笔墨，排忧解愁。正如诗人自云： “仆闷则出游。” (《柳宗元集》) 著名的“永州八记”等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成的。诗人因此被后人誉为“游记之祖”。故《新唐书》本传说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首五绝正是诗人怀着“堙厄感郁”之情，“自放山泽间”时所作。
黄溪，在永州东面，距州治七十里，是环永州城百里内名山水之最善者。两山墙立相连，崖峭岩窟为缺，花木骈植，与山升降;浅水处多石，小者平布于底，大者可坐饮食;深水为潭，若剖大瓮，积水莫测……《柳宗元集·游黄溪记》有生动介绍，可资参读。其文末记时为“元和八年(813)五月十六日”。《入黄溪闻猿》可能同出一时，只不过一为文，详记黄溪之游，一为诗，直抒个人感愤。
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路”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省去多少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状。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这里那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苍莽，“溪路”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极富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历历在目。
这样写，平心而论，仍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味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 “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同上)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觉其声哀厉。诗人呢?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 “孤臣(诗人贬后自称)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 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哪里还有泪可流，哪里还有肠可断啊?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 “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故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曰：“翻出新意愈苦。” (《唐诗别裁集》)又说： “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 (同上)是很有见地的。
此诗前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 (《全唐诗话续编》卷上引惠洪《冷斋夜话》)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愁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容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